李国熙: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四)
  日期 2026-10-26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及格陵兰三方签署安全协议为时间节点,回溯特朗普政府自2019年以来对格陵兰岛的战略图谋、施压过程与最终“交易”结果,分析这一事件对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及北极地缘格局的深远影响。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三章

丹麦与格陵兰的抵抗与谈判策略

2025年1月,当特朗普在就职日再次将格陵兰推上国际议程时,丹麦和格陵兰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如何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捍卫主权与自决权,同时避免与一个拥有压倒性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的盟友彻底决裂。

丹麦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它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格陵兰——如果需要的话;它没有足够的经济杠杆“惩罚”美国——如果敢于尝试的话;它没有足够的外交筹码“孤立”美国——在北约框架内,美国不是可以被孤立的对象,而是联盟本身的核心。丹麦的“武器”只有三样:法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原则)、联盟(欧洲和北欧国家的集体声援)和道义(自决权和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

格陵兰的处境更为复杂。它拥有自决权的法律地位和广泛的国际同情,但缺乏行使这一权利的制度工具。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限,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没有边境控制权。它的“抵抗”必须通过丹麦——一个它同时正在试图“脱离”的宗主国——来进行。格陵兰的“抵抗”因此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它既需要丹麦作为抵御美国压力的盾牌,又需要“脱离”丹麦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愿景。

2025年的丹麦-格陵兰抵抗策略,呈现出一种克制而坚定的模式:在法律和道义层面绝不退让,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保持对话渠道,在联盟层面积极动员支持,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升级”对抗的行动。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将格陵兰问题“法律化”和“联盟化”,使美国的主张从“可以谈判的交易”转变为“需要面对国际法原则和联盟共识的挑战”。这不是一场丹麦能够“赢”的对抗——力量悬殊太大——但丹麦可以通过拖延、国际化、联盟化来增加美国行动的政治成本,使“拿下”格陵兰的代价高到不值得付出。

一、丹麦的红线与外交应对

(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谈判性

1.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反复重申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在2025-2026年间的表态,构成了丹麦抵抗策略的核心文本。她的措辞在不同场合有所调整,但核心立场始终清晰而一致:格陵兰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谈判,格陵兰的未来由格陵兰人民决定。

(1)“格陵兰岛不出售”的绝对立场

弗雷泽里克森在2025年2月3日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的表态,是这一立场的经典表述。当被问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关于特朗普对格陵兰兴趣“不是玩笑”的言论时,她回应:“格陵兰今天已经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它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它不出售。”

这一表态的措辞选择值得注意。“它不出售”(it‘s not for sale)——不是一个“我们不卖”的立场宣示,而是一个“它不在市场上”的事实性陈述。弗雷泽里克森将格陵兰的“非卖品”地位从政治主张转化为既定事实,从而消解了“谈判”的前提。如果格陵兰“不出售”,那么任何关于“购买”的讨论就没有对象。

弗雷泽里克森在多个场合重复了这一立场。2025年3月26日,在万斯副总统宣布将访问格陵兰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再次重申:“格陵兰岛‘不会出售’,格陵兰人也不愿成为美国人。”她同时承认,美国对格陵兰的兴趣让丹麦“处于困境之中”,并警告“这或许是一个持续很久、反复变化的局势”。这一表述的坦诚值得注意:弗雷泽里克森没有否认丹麦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也没有假装“困境”不存在。她的策略是承认困境,同时坚守底线——“困境”是现实,“不出售”是原则。

到2025年4月,弗雷泽里克森的表态增加了新的维度。在与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她用英语直接对美国喊话:“你不能吞并其他国家。”这一表述将丹麦的立场从“格陵兰不出售”升级为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援引。“不能吞并”不是“我们不卖”,而是“这种行为在国际法上不被允许”。弗雷泽里克森的措辞从所有权话语(“我们的”“不出售”)转向法律话语(“不能”“违反国际法”),这一转变反映了丹麦抵抗策略的法律化转向。

(2)对民族自决权的捍卫

弗雷泽里克森在捍卫丹麦主权的同时,系统性地援引格陵兰的自决权作为抵抗美国主张的规范性基础。

在2025年3月27日的声明中,她明确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将会由当地居民自己决定。”这一表述的政治功能是双重的。对外,它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号:格陵兰的未来不是丹麦可以“交易”的对象,因为丹麦不拥有决定权。对内,它向格陵兰传递了一个信号:丹麦尊重格陵兰的自决权,不会以“保卫主权”为名,剥夺格陵兰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

2025年12月,在特朗普任命格陵兰特使兰德里之后,弗雷泽里克森与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的绝对性:

“不能吞并另一个国家。即使以国际安全为由也不行。”

这份联合声明的政治意义远超其文本内容。它传递了三个关键信号。第一,丹麦和格陵兰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分歧。 格陵兰的独立运动在格陵兰内部是一个活跃的政治议题,但面对美国的“吞并”威胁,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展示了统一阵线。尼尔森在Facebook上写道:“格陵兰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决定在这里做出”。这一表述既是对特朗普的回应,也是对格陵兰内部独立诉求的暂时搁置——在外部威胁面前,格陵兰选择与丹麦站在一起。第二,“国际安全”不能成为领土扩张的借口。 特朗普政府为格陵兰主张提供的核心论证是“国家安全”。联合声明直接反驳了这一论证的逻辑。第三,国际法是底线。 声明强调“国家的边界和国家主权均以国际法为基础”。

(3)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战略运用

弗雷泽里克森在抵抗美国压力的过程中,反复援引丹麦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将其从脆弱性来源转化为战略资源。

在2025年4月与尼尔森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弗雷泽里克森用英语向美国传递了一个双重信息。她一方面重申丹麦的底线:“你不能吞并其他国家。国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植于国际法。这些是二战后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为了让小国不必害怕大国。”另一方面,她主动提出合作:“如果你希望在格陵兰有更多存在,那么格陵兰和丹麦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希望加强北极安全,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那我们就一起做。”

这一“红线+合作”的双轨策略,是丹麦外交的核心战术。它的逻辑是:将格陵兰问题从“领土争端”框架转移到“联盟内部安全合作”框架。在“领土争端”框架中,丹麦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力量悬殊,丹麦处于结构性弱势。在“联盟内部安全合作”框架中,丹麦和美国是平等的盟友,格陵兰的安全是集体防御的一部分,美国的“需要”可以通过合作而非控制来满足。

弗雷泽里克森的策略暴露了美国的逻辑矛盾:如果美国的关切真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的活动”,那么丹麦已经主动提出加强北极安全合作;如果美国的目标是“保护自由世界”,那么丹麦作为北约盟友的合作意愿已经明确表达。如果美国仍然坚持“必须得到”格陵兰,那么它的真实目标就不是“安全”,而是控制。弗雷泽里克森的“合作提议”是一个测试:它将美国的“安全关切”认真对待,然后邀请美国证明其关切的真实性。如果美国拒绝合作提议,继续要求“控制”,那么它的“安全论证”就自我暴露为领土扩张的借口。

2.丹麦议会的跨党派共识

(1)主要政党对政府立场的支持

丹麦议会在格陵兰问题上的跨党派共识,是丹麦抵抗策略的制度基础。

2025年1月,在特朗普首次提出“不排除军事或经济胁迫”后,弗雷泽里克森政府向议会所有党派领导人通报了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这一“通报”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信号:格陵兰问题不是政府的“党派政策”,而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跨党派的支持。

议会各党派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议题上,与政府立场完全一致。丹麦议会中的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人民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红绿联盟、丹麦人民党——在格陵兰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分歧。TVP World的分析指出,“丹麦议会中所有主要政党在格陵兰、主权、北约支出和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立场相同”。

这种跨党派共识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它意味着美国无法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丹麦内部寻找“亲美”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其格陵兰议程。丹麦的政治光谱中不存在一个主张“出售格陵兰”或“接受美国控制”的政党。美国的“交易型外交”需要一个愿意交易的对手,而丹麦的跨党派共识消除了这一可能。

(2)对“向威胁屈服”的警惕

跨党派共识的另一面,是对向美国压力屈服的制度性警惕。

2025年1月的议会通报会后,各党派表达了不满。丹麦人民党要求更清晰的格陵兰自治政策,而红绿联盟则批评政府立场“过于宽容”美国。这些批评反映的是一种深层的政治焦虑:丹麦政府是否会在美国压力下做出让步?丹麦的“对话意愿”是否会被误读为“软弱”?

这一警惕在2025年6月的一次事件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丹麦议会以94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一项与美国缔结的防务合作协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丹麦把格陵兰主权实质转让给美国”的传言。但事实核查显示,该协议明确不适用于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允许美军进入的三个空军基地均不在格陵兰境内。这一事件揭示了丹麦政治的敏感性:任何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即使不涉及格陵兰,都会被置于“出卖格陵兰”的怀疑框架下审视。这种政治警惕构成了丹麦政府的制度性约束:它不能在格陵兰问题上做出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让步”的安排,即使这种安排在技术上不涉及主权。

(二)丹麦的战略困境与周旋空间

1.小国面对超级大国的结构性弱势

(1)军事能力的悬殊差距

丹麦面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差距是压倒性的。

丹麦的国防预算约为GDP的1.3%,武装部队总兵力约2万人。丹麦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主要是北极联合司令部和天狼星雪橇犬巡逻队,后者是一支精锐的侦察部队,负责格陵兰东北部约16,000公里海岸线的巡逻。这些力量远远不足以“保卫”格陵兰——如果“保卫”的对象是美国的话。

美国在格陵兰拥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军约150-200人,配备导弹预警雷达和太空监视设施。虽然基地的人员规模不大,但其技术能力——探测4,800余公里范围内的导弹发射和太空物体——是丹麦完全不具备的。如果美国决定军事控制格陵兰,丹麦没有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军事抵抗。

这一军事弱势的政治后果是:丹麦的抵抗不能依赖于军事威慑。丹麦不能通过“加强格陵兰防务”来“阻止”美国——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而且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化都可能激化而非缓解紧张。丹麦的“军事选项”不存在。这使丹麦的抵抗完全依赖于非军事手段:外交、法律、联盟和道义。

(2)经济反制工具的匮乏

丹麦对美国的经济反制能力同样极为有限。

美国是丹麦的重要贸易伙伴,但丹麦在美国的贸易格局中微不足道。丹麦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制药产品(诺和诺德的减肥药和糖尿病药物)、风力涡轮机和工业设备——在美国的进口总额中占比不到0.5%。如果丹麦对美国实施贸易报复,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丹麦经济的伤害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丹麦的“经济武器”主要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丹麦经济部长洛斯在2026年1月表示,丹麦不排除在应对美国关税威胁时使用“反胁迫工具”(ACI)。ACI是欧盟在2023年建立的贸易政策工具,允许欧盟对经济胁迫行为进行反制。但ACI的实际使用需要欧盟层面的共识,而欧盟成员国在对美关系上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成员国(如匈牙利)可能反对使用ACI来“对抗美国”,另一些成员国可能担心ACI的升级效应。

丹麦的经济困境的核心是不对称依赖。丹麦需要美国市场、美国投资、美国的安全保护。美国不需要丹麦市场、丹麦投资、丹麦的安全保护——至少在物质层面上。这种不对称依赖使丹麦的经济反制几乎不可能在不自伤的情况下实施。

2.联盟外交的动员

(1)北欧三国(挪威、芬兰、瑞典)的声援

丹麦在抵抗美国压力时,最先且最可靠的支持来源是北欧邻国。

2026年1月6日,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五国外长发表了关于格陵兰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的核心内容是:“涉及丹麦和格陵兰岛的事项,应由丹麦和格陵兰岛自行决定。”

这份声明的措辞值得仔细分析。声明没有直接“谴责”美国,没有使用“侵略”或“胁迫”等对抗性词汇。它的策略是重申原则,而非指控行为。声明强调“北极安全的基础是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包括边界不可侵犯原则”。通过重申这些原则,声明隐含地批评了美国的行为——因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这些原则——但没有直接点名美国。

这一“原则重申而非直接指控”的策略,反映了北欧国家在声援丹麦和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之间的微妙平衡。北欧国家是北约成员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它们不能像“敌对国家”那样“谴责”美国,但它们可以通过重申国际法原则来间接批评美国的行为。这种“低调的坚定”是北欧外交的典型风格。

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在2025年12月22日的表态更为直接:“瑞典在上述问题上全力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并将捍卫国际法。”“全力支持”这一措辞的承诺性较强,但“捍卫国际法”的框架将支持的范围限定在法律和规范层面,而非军事或经济层面**。

(2)法德英等欧洲大国的表态支持

欧洲大国的支持,为丹麦提供了超越北欧范围的联盟基础。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2025年12月的联合声明中表示:“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也同样重要。我们与丹麦和格陵兰人民完全站在一起。”这份声明的力度体现在“完全站在一起”这一措辞上。这不是“关注”,不是“关切”,而是承诺支持。

法国、德国和英国——欧洲的三个主要大国——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丹麦的支持。虽然这些表态的具体措辞和力度有所差异,但它们共同传递了一个信号:格陵兰问题不是美丹双边问题,而是欧洲的问题。

欧洲大国支持的战略意义在于将格陵兰问题“欧洲化”。在美丹双边框架中,丹麦是小国,面对美国的结构性弱势是压倒性的。在欧盟-美国框架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经济规模、监管权力和外交影响力,可以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制衡。丹麦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将格陵兰问题从双边提升到多边,使美国面对一个联盟而非一个国家。

但欧洲支持的局限性同样明显。欧洲在安全和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需要美国的支持。欧洲的“支持”主要是政治和外交层面的,而非军事或经济层面的。欧洲可以发表声明、召见大使、在国际场合声援丹麦,但不太可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来对抗美国的格陵兰政策。这种“政治支持、实质克制”的模式,反映了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结构性困境:想抵制美国,但不能承受与美国全面对抗的代价。

(3)加拿大等北极国家的立场

加拿大作为北极国家和美国的邻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立场具有特殊的敏感性。

加拿大与格陵兰共享海洋边界(通过内尔斯海峡和巴芬湾),在北极事务上与格陵兰有直接的利益关联。加拿大同样面临特朗普的领土野心——特朗普多次暗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格陵兰问题因此直接触及加拿大的自身利益。

加拿大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公开表态相对谨慎。加拿大政府没有像北欧国家那样发表高调的声援声明,但加拿大官员在双边渠道中明确表达了对丹麦和格陵兰的支持。加拿大的谨慎反映了其两难处境:它不能公开“对抗”美国——加拿大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丹麦——但它不能对“大国吞并小国领土”的先例无动于衷。

加拿大的隐性支持对丹麦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作为北极国家和G7成员,在北极治理和国际法议题上拥有发言权。加拿大对丹麦立场的隐性认可,增强了丹麦在国际场合代表“北极国家共识”的合法性。

3.北约框架的“双刃剑”效应

(1)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回避与沉默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沉默,是丹麦抵抗策略中最令人不安的变量。

吕特在2025-2026年间从未就美国对格陵兰的威胁发表任何实质性的公开评论。当被问及格陵兰问题时,他的回应通常是技术性的——强调北约的集体防御和北极安全合作——而非政治性的——回避对美丹争端的任何定性。吕特的沉默在丹麦和欧洲引发了深切的不满。丹麦媒体和政界人士反复质疑:一个北约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另一个北约成员国的公开威胁,北约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沉默?

吕特的沉默有其结构性原因。北约的制度逻辑假设成员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北约的核心功能是集体防御——防御外部敌人。当威胁的来源是北约的领导者时,北约的制度设计就失去了应对能力。如果吕特谴责美国,他就违背了北约秘书长维护联盟团结的基本职责。如果吕特支持美国,他就背叛了丹麦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权利。沉默是吕特在制度性困境中的唯一选择——但沉默本身不是中立的。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沉默意味着对强者行为的默许。

(2)将议题北约化的策略考量

丹麦的核心策略之一,是将格陵兰问题从美丹双边框架“提升”到北约框架。

这一策略的逻辑是:如果美国在北约框架内对丹麦施压,那么丹麦可以要求北约在联盟层面处理这一问题。丹麦可以通过北大西洋理事会(北约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提出格陵兰问题,要求联盟就“成员国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进行讨论。

这一策略的吸引力在于将美国置于“联盟规范”的约束之下。在北约框架中,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是基本原则。如果美国在联盟层面被要求解释其对格陵兰的主张,它将难以用“交易型”逻辑来辩护——因为联盟规范不接受“大国可以购买小国领土”的逻辑。

但这一策略的风险同样明显。北约化可能激化而非缓解紧张。如果美国拒绝在北约框架内讨论格陵兰问题,丹麦将面临公开的联盟分裂。如果北约无法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共识,丹麦将暴露其在联盟中的孤立。北约化的成功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联盟规范的约束。如果美国不愿意,北约化不仅不能保护丹麦,反而可能加速北约的内部裂痕。

(3)联盟内部矛盾的管理

丹麦的抵抗策略最终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丹麦需要北约来制衡美国,但北约不能在不分裂的情况下制衡美国。

丹麦的应对是管理这一矛盾,而非解决它。丹麦不要求北约直接介入格陵兰争端,而是利用北约框架创造一个不利于美国单边行动的政治环境。丹麦不寻求北约谴责美国,而是寻求北约重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丹麦不期望北约阻止美国,而是期望北约的存在本身增加美国行动的政治成本。

这种“管理而非解决”的策略,是小国面对大国时的经典外交智慧。丹麦不能改变权力不对称的现实,但它可以通过联盟外交、法律论证和国际舆论来增加美国行动的政治代价。丹麦的目标不是“赢得”与美国的对抗——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拿下”格陵兰的代价高到不值得付出。

丹麦和格陵兰的抵抗策略,在2025年呈现出一种克制而坚定的模式。在法律和道义层面绝不退让,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保持对话,在联盟层面积极动员,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升级对抗的行动。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将格陵兰问题“法律化”和“联盟化”,使美国的主张从“可以谈判的交易”转变为“需要面对国际法原则和联盟共识的挑战”。

这一策略的效果是复杂的。它成功地将格陵兰问题国际化,使美国不能像对待没有国际支持的小国那样单方面施压。它成功地维持了丹麦-格陵兰的联合阵线,使美国无法通过“分而治之”来瓦解抵抗。它成功地保持了道义高地,使美国的主张在国际舆论中难以获得合法性。

但这一策略没有、也不可能“阻止”美国。丹麦没有军事手段来阻止美国,没有经济手段来惩罚美国,没有外交手段来孤立美国。丹麦的“武器”只有法律、联盟和道义——这些武器可以增加美国行动的成本,但不能消除美国行动的能力。

2026年的安全协议,是这一不对称博弈的产物。美国获得了安全控制的实质,丹麦保留了主权的形式,格陵兰获得了自决权的承认。三方都宣称“满意”,但满意的程度和满意的内容截然不同。丹麦的“满意”是在结构性弱势中尽可能守住底线的产物。它不是“胜利”,但它避免了 最坏的结果——公开的吞并和联盟的公开分裂。在力量悬殊的对抗中,避免最坏结果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二、格陵兰自治政府的立场与策略

格陵兰自治政府在2025-2026年面对美国“拿下”压力时的立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在合作议题上保持开放,在谈判过程中坚守程序。这一立场的内在逻辑,源于格陵兰政治的一个根本性张力:格陵兰追求的是从丹麦独立,而不是从丹麦的自治领地转变为美国的依附伙伴。特朗普的“购岛”和“安全控制”图谋,在格陵兰的政治光谱中触发了一种奇特的反应:它使格陵兰与丹麦的“分离”议程暂时搁置,转而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联合阵线,同时又为格陵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和谈判筹码。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2026年5月与特朗普特使兰德里会面后的表态,集中体现了这一立场的核心:“格陵兰人民不出售。格陵兰的自决权不是可以谈判的。” 这一表述将格陵兰的立场从“反对交易”升级为对自决权原则的绝对坚守。格陵兰外长埃格德在同一场合补充道:“我们不会出售格陵兰。我们将永远拥有格陵兰。”

但格陵兰的立场并非封闭的对抗。尼尔森同时表示,格陵兰“寻求与美国的良好合作”,并称与兰德里的会面是在“相互尊重和积极氛围”中进行的。这种“原则不让步、合作不拒绝”的双轨策略,是格陵兰在结构性弱势中争取最大空间的核心战术。

(一)“不出售”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弹性

1.总理尼尔森与外长埃格德的公开表态

(1)“格陵兰人不是商品”的道德立场

格陵兰自治政府对美国“购岛”图谋的回应,首先建立在道德立场的基础上。尼尔森反复强调的“格陵兰人民不出售”,其核心逻辑不是“价格不够高”,而是格陵兰人不是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对象。

这一立场的道德力量源于格陵兰的历史经验。格陵兰作为丹麦的殖民地长达数个世纪,其人民在殖民体系中经历了被商品化、被边缘化、被“家长式”管理的历史。1960年代丹麦当局在格陵兰实施的非自愿节育运动——在未获得因纽特女性充分同意的情况下为她们植入宫内节育器以控制人口增长——是这一历史创伤的最新例证。当特朗普政府以“购买”的语言谈论格陵兰时,格陵兰人听到的不是一个“商业提议”,而是殖民主义逻辑的当代回响。

格陵兰前总理埃格德在2026年1月的Facebook帖子中写道:“够了就是够了。停止梦想吞并我们的领土。” 这一表述的情感强度——从“不卖”到“够了”——反映了格陵兰社会对美国反复施压的累积疲惫。埃格德在更早的采访中将特朗普的行为定性为“不尊重”:“美国总统自上任以来,没有以格陵兰人民应得的尊重对待格陵兰人。” 这种“尊重”话语的选择,将格陵兰的抵抗从利益博弈提升到了尊严政治的层面。

(2)自决权作为不可谈判的底线

格陵兰立场的法律核心是自决权。尼尔森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格陵兰的自决权不是可以谈判的。” 这一表述的法律基础是2009年《自治法》,该法承认格陵兰人民“根据国际法是一个民族”,并明确格陵兰人民将决定格陵兰的独立。

将自决权界定为“不可谈判”,具有重要的策略功能。如果格陵兰的立场仅仅是“我们不卖”,那么美国可以通过提高报价来测试这一立场的坚定性。但“自决权不可谈判”的表述,将格陵兰的立场从价格问题转变为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没有报价。你不能用更高的价格“购买”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因为自决权不是可交易的商品,而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一法律立场在格陵兰政府的正式声明中得到了系统表达。2026年1月,格陵兰政府在回应特朗普“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格陵兰”的言论时宣布:“美国再次重申了接管格陵兰的愿望。这是格陵兰执政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 “任何情况下”这一表述的绝对性,与尼尔森“自决权不可谈判”的表述形成了法律与政治的呼应。

(3)对“接管威胁”的明确拒绝

格陵兰政府对美国“接管威胁”的拒绝,从特朗普2025年1月首次提出“不排除军事或经济胁迫”时就已明确。时任格陵兰自治政府主席埃格德在回应中表示:“昨天的声明当然令人担忧。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有必要不草率行事。” 埃格德同时援引了一个关键的国际法框架:“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记住,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极国家已经承诺,北极应该是一个低紧张度地区。”

“低紧张度地区”这一表述的策略意义在于,它将美国的行为置于北极国家共同承诺的框架下审视。如果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它就违反了其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做出的“低紧张度”承诺。格陵兰通过援引这一承诺,将美国的施压从双边权力博弈转变为对多边承诺的违背,从而增加了美国行动的规范性成本。

格陵兰政府在2026年1月的声明中进一步明确了其安全框架选择:“在六个北约成员国关于格陵兰的非常积极的声明的基础上,格陵兰政府将加强努力,确保格陵兰的防务在北约框架内进行。格陵兰将永远是西方防务联盟的一部分。” 这一表述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接受了美国关于“安全”的关切框架,但拒绝了美国关于“控制”的解决方案。格陵兰的安全在北约框架内可以得到保障——不需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不需要“被美国控制”,只需要北约的集体防御。这一立场将格陵兰置于联盟规范的保护之下,同时消解了美国“安全需要”论证的紧迫性。

2.“有原则的对话”策略

(1)愿意讨论商业合作与资源开发

格陵兰的抵抗并非封闭性的。尼尔森明确表示,格陵兰“寻求与美国的良好合作”。这一“合作意愿”的具体内容主要在经济和商业领域。

格陵兰对与美国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坦布里兹稀土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位于格陵兰南部,资源量至少4500万吨,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重稀土”,广泛应用于清洁能源和国防工业。美国公司Critical Metals持有该项目92.5%的股权,该项目在2025年11月获得了关键环境许可,正向投产迈进。

格陵兰的策略逻辑是清晰的:经济合作可以谈,主权控制不能谈。如果美国企业愿意在格陵兰投资矿产开发,创造就业,增加格陵兰的财政收入,这对格陵兰的经济独立愿景是有利的。格陵兰追求的是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独立,而不是通过依附美国实现“安全”。美国资本如果能够帮助格陵兰建立自主的经济基础,那么格陵兰对与美国的商业合作持开放态度。

但这一“开放”有其严格的边界。格陵兰外长埃格德强调:“我们没有在格陵兰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中制造障碍。” 这一表述将“障碍”的责任归因于美国:格陵兰愿意合作,但美国的要求超出了合作的范畴。如果美国将“合作”定义为“格陵兰接受美国的安全控制”,那么制造障碍的是美国,而不是格陵兰。

(2)安全议题上的有限合作空间

格陵兰在安全议题上的立场,比其在主权议题上的立场更为微妙。格陵兰不能简单地“拒绝”安全合作——它已经是北约框架的一部分(通过丹麦),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皮图菲克基地)有1951年防务协定的法律基础。但格陵兰可以对安全合作的形式和条件提出要求。

格陵兰政府的核心要求是:安全合作必须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通过美格双边安排。2026年1月的声明明确表示:“格陵兰将永远是西方防务联盟的一部分”,并将“加强努力确保格陵兰的防务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这一“北约化”策略的功能是:将美国的安全存在置于多边框架的约束之下,使其不能成为美国单方面控制格陵兰的工具。

格陵兰还要求安全合作必须以尊重自决权为前提。尼尔森在2026年5月与兰德里的会面中,明确将“相互尊重”作为会谈的基础条件。这一要求的实质是:美国可以在格陵兰保持军事存在,可以与格陵兰讨论安全合作,但不能将这种存在和合作作为控制格陵兰的工具。安全合作是手段,不是目的。

(3)以尊重为前提的谈判条件

格陵兰参与2026年三方工作组的前提条件,在尼尔森和埃格德的公开表态中得到了明确表达。

第一,格陵兰必须是谈判的平等参与方。 格陵兰政府坚持其作为独立行为体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谈判。尼尔森强调,“格陵兰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决定在这里做出。” 这一表述的程序性含义是:任何关于格陵兰的安排,都不能在格陵兰缺席的情况下由美国与丹麦私下决定。

第二,谈判不能在威胁下进行。 尼尔森在2026年5月表示,格陵兰参与工作组的前提是“不是在媒体上不断互相威胁”。这一要求的策略功能是:将谈判从胁迫性环境转移到协商性环境。如果美国同时进行谈判和威胁,谈判就不是真正的谈判,而是胁迫的延续。

第三,谈判的目标是“解决方案”,而非“交易”。 尼尔森表示,格陵兰“专注于找到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的解决方案”。这一表述的关键是“解决方案”与“交易”的区别。“交易”意味着对价交换——美国获得控制,格陵兰获得补偿。“解决方案”意味着共同利益——在尊重格陵兰自决权的前提下,满足美国合理的安全关切。格陵兰愿意讨论安全合作,但不会讨论主权变更。

(二)“没有我们参与,就不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原则

1.格陵兰作为平等伙伴的自我定位

格陵兰自治政府在2025-2026年的抵抗策略中,系统性地将自己定位为平等的行为体,而非被处置的对象。这一自我定位的核心表述是格陵兰2024年外交和北极政策文件中确立的原则:“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做关于我们的决定”。

这一原则的政治功能是多重的。对外,它向美国和丹麦传递了一个信号:格陵兰不接受被排除在涉及自身未来的谈判之外。对内,它强化了格陵兰公众对自治政府的信任:自治政府正在代表格陵兰人民的利益直接参与国际博弈,而非被动接受哥本哈根或华盛顿的安排。

格陵兰的“平等伙伴”定位,在2026年三方工作组的建立中得到了制度化体现。工作组由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组成,格陵兰不是作为丹麦代表团的一部分参与,而是作为独立的参与方。这一安排虽然不改变格陵兰在外交和防务权限上受丹麦宪法约束的法律事实,但在政治实践中赋予了格陵兰前所未有的直接参与权。

2.对丹麦代言角色的微妙平衡

格陵兰对丹麦的“代言”角色,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策略。

一方面,格陵兰需要丹麦作为抵御美国压力的缓冲。在美丹双边框架中,丹麦是主权国家,格陵兰是自治领地。美国不能直接“购买”或“控制”格陵兰,因为格陵兰的外交和防务权限由丹麦保留。丹麦的宪法地位构成了格陵兰的法律屏障。如果格陵兰完全独立,它将失去这一屏障,成为直接面对美国压力的小国。

另一方面,格陵兰不满于丹麦在涉及格陵兰利益的议题上代表格陵兰的方式。格陵兰前总理埃格德在2026年的采访中坦承:“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某种天真的边缘。我们非常谨慎。不仅在格陵兰和丹麦,而且在整个西方联盟中。” 这一“反思”暗示,格陵兰和丹麦在早期对特朗普的意图估计不足,未能采取足够坚定的立场。埃格德表示,如果更早认识到特朗普是认真的,可能会“赢得一些尊重”。

这种“需要丹麦但不满丹麦”的张力,在2026年5月兰德里访问努克时得到了具体体现。兰德里直接与尼尔森和埃格德会面,没有丹麦代表在场。这一“直接对美”的安排,是格陵兰绕过丹麦代言角色的尝试,也是美国试图将丹麦“边缘化”的策略。格陵兰参与这一安排,既是对直接外交的探索,也是对丹麦代言的微妙挑战。

3.直接对美外交的尝试与局限

格陵兰在2025-2026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直接对美外交的尝试。

2026年1月,格陵兰政府通过正式声明直接回应特朗普的“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言论。2026年5月,尼尔森和埃格德直接与特朗普特使兰德里会面,没有丹麦代表参与。格陵兰还直接参与了美丹格三方工作组的谈判。

这些“直接外交”的尝试取得了部分成效。格陵兰的立场被听到了。美国不得不与格陵兰直接对话,不能仅仅与丹麦“交易”而绕过格陵兰。格陵兰的“不卖”立场被记录在三方工作组的议程中,成为任何最终安排都必须面对的约束条件。

但“直接外交”的局限性同样明显。格陵兰没有独立的外交权限——其“直接外交”是在丹麦宪法框架内的非正式安排,不改变丹麦作为正式外交代表的法律地位。格陵兰没有独立的安全能力——其安全依赖丹麦和北约。格陵兰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独立支撑与美国的谈判——其财政仍然依赖丹麦的年度拨款。

这种结构性弱势意味着,格陵兰的“直接外交”不能替代丹麦的正式代表。格陵兰可以参与谈判,可以表达立场,可以设定红线,但最终的法律安排仍然需要丹麦的签署和批准。格陵兰的“直接外交”是在丹麦框架内的自主表达,而非脱离丹麦框架的独立行动。

(三)经济独立与主权独立的路径探索

1.丹麦年度拨款(约6亿美元)的依赖困境

格陵兰经济对丹麦年度拨款的依赖,是其主权独立愿景的核心障碍。丹麦每年向格陵兰提供约5.2亿至5.65亿欧元(约合5.5亿至6亿美元)的拨款,占格陵兰GDP的16%至20%,支撑着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依赖困境”的逻辑是残酷的:格陵兰追求政治独立,但缺乏经济独立的基础。没有丹麦拨款,格陵兰的公共服务体系将难以维持,社会福利将大幅削减,经济将陷入衰退。格陵兰的“独立”如果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那么大多数格陵兰人将不会支持。

特朗普政府精准地识别了这一困境,并将其作为施压的杠杆。据报道,美国官员讨论了向格陵兰约5.7万居民每人发放1万至10万美元一次性补助金的方案,最高总额接近60亿美元。这一方案的逻辑是:用一次性现金替代丹麦的年度拨款,用短期经济利益换取长期政治控制。

这一“现金诱惑”的危险性在于,它直接针对格陵兰经济独立的核心障碍。如果格陵兰人担心失去丹麦的经济支持,那么一次性现金可以缓解这一担忧。如果格陵兰人渴望经济发展,那么60亿美元的一次性注入可以创造经济起飞的条件。美国的“金弹”策略不是在说服格陵兰人接受美国控制,而是在改变格陵兰人计算利益的方式。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对这一方案的回应是简洁而坚定的:“够了。停止梦想吞并我们的领土。” 这一回应拒绝了“金弹”的前提:格陵兰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说服”的。但格陵兰的拒绝并不消除“金弹”的现实压力。在经济困境面前,道德立场的力量取决于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如果格陵兰找不到不依赖丹麦也不依赖美国的经济路径,那么“不卖”的立场就难以长期维持。

2.矿产资源开发作为独立的经济基础

格陵兰摆脱丹麦依赖的核心路径是矿产资源开发。

格陵兰拥有世界级的稀土资源。坦布里兹稀土项目资源量至少4500万吨,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重稀土。重稀土价值远高于轻稀土,广泛应用于清洁能源、国防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该项目的净现值估计约为30亿美元,内部收益率为180%。分阶段增产策略的初步目标是年产8.5万吨稀土氧化物,最早2026年投产。

美国对坦布里兹项目的兴趣是战略性的。美国政府考虑购买Critical Metals公司的股权,以直接控制这一世界最大稀土矿床之一的权益。这一“股权控制”策略是美国更广泛的关键矿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政府投资,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格陵兰对这一项目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坦布里兹项目可以创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帮助格陵兰减少对丹麦拨款的依赖。另一方面,格陵兰社会对大规模采矿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存在深刻的分歧。2021年格陵兰选举中,左翼环保主义政党因纽特人共同体(因纽特人共同体) 以叫停库安内尔苏特稀土铀矿项目为核心竞选承诺获胜,标志着格陵兰政治中“环境可持续优先”范式对“经济发展优先”范式的胜利。

坦布里兹项目与库安内尔苏特项目的关键区别在于铀含量。库安内尔苏特项目含有铀,引发了放射性污染的公众担忧。坦布里兹项目不含铀,其环境风险相对较低。这一技术差异可能使坦布里兹项目更容易获得格陵兰社会的接受。但格陵兰对大规模采矿的根本性担忧——环境影响、社会冲击、主权让渡——不会因为一个项目的技术特征而消失。

格陵兰的经济独立路径因此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没有资源开发,就没有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 但资源开发——尤其是外国资本主导的资源开发——可能导致新的依附关系,这一次是对美国的依附,而非对丹麦的依附。格陵兰追求的是自主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从一种依附关系转向另一种依附关系。

3.兰德里“从依赖到独立”话术的诱惑与风险

特朗普特使兰德里的格陵兰之行,携带了一套精心设计的修辞:“从依赖到独立”。据报道,兰德里在抵达格陵兰时表示,特朗普告诉他“去那里,尽可能多交朋友”。

“从依赖到独立”这一话术的逻辑是:格陵兰目前依赖丹麦,这种依赖限制了格陵兰的自主性。与美国合作——通过自由联系协定或其他安排——可以帮助格陵兰实现经济独立,从而为政治独立创造条件。美国不是在取代丹麦的控制,而是在帮助格陵兰获得摆脱丹麦的能力。

这一话术的诱惑性在于,它直接诉诸格陵兰独立运动的核心诉求。如果格陵兰的终极目标是独立,如果经济依赖是独立的障碍,那么美国的“帮助”看起来不是在阻碍独立,而是在加速独立。兰德里“尽可能多交朋友”的姿态,与特朗普“必须得到”的威胁形成了鲜明对比,创造了一种“温和美国”的形象。

但这一话术的风险同样深刻。第一,自由联系协定(COFA)的历史模式——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的安排——不是“从依赖到独立”的路径,而是从一种依附关系转向另一种依附关系的路径。COFA的签署国在法律上是独立国家,但在安全和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美国提供国防和邮政服务,换取军事活动自由和经贸特权。格陵兰如果签署COFA,不会成为“更独立”的国家,只会成为“更依附”的国家——依附的对象从丹麦变为美国。

第二,COFA的前提是格陵兰先脱离丹麦。这意味着美国支持格陵兰独立公投,鼓励格陵兰脱离丹麦。但美国支持格陵兰独立的动机不是格陵兰的自决权,而是美国在格陵兰的战略利益。如果格陵兰独立后不与美国签署COFA,或者选择与其他国家(如欧盟)合作,美国的“支持”就会迅速转变为压力。格陵兰的“独立”如果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控制,美国就不会**支持它。

第三,“从依赖到独立”的话术将格陵兰的自决权工具化为美国战略利益的杠杆。格陵兰的自决应该是格陵兰人决定自己未来的过程,不应该是美国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如果格陵兰的“独立”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的,那么这种“独立”的自主性本身就是可疑的。格陵兰摆脱了丹麦的殖民枷锁,可能又戴上了美国的战略枷锁。

格陵兰的困境在于,它不能简单地拒绝兰德里的话术。格陵兰确实追求独立,确实需要经济基础,确实对丹麦的依赖感到不满。美国确实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无论这一方案多么有风险。格陵兰的策略是坚守“自决权不可谈判”的底线,同时保持对经济合作的开放。但底线的坚守需要替代方案的可行性来支撑。如果格陵兰找不到不依附美国也不依附丹麦的经济路径,那么“自决权不可谈判”的立场就难以长期维持。

格陵兰自治政府在2025-2026年的立场与策略,展现了一个小民族在大国博弈中争取自主的艰难努力。格陵兰的抵抗不是军事性的,不是经济性的,而是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格陵兰不能阻止美国施加压力,但它可以要求美国尊重自决权。格陵兰不能拒绝与美国的合作,但它可以坚持合作不能以主权为代价。格陵兰不能改变其经济依赖的现实,但它可以探索多元化的经济路径,减少对任何单一外部力量的依附。

格陵兰的最终困境是:它的自决权在法律上是完整的,但在实践中受制于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称。格陵兰可以说“不”,但说“不”的代价可能是经济孤立和安全真空。格陵兰可以说“是”,但说“是”的代价可能是从一种依附转向另一种依附。格陵兰试图在“不”和“是”之间找到第三条路——有原则的合作,有底线的对话,有自主的依附。但第三条路的可行性取决于格陵兰能否在丹麦、美国和自身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平衡。在2026年的安全协议之后,这一平衡的脆弱性已经清晰可见。格陵兰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三、三方工作组的建立与谈判进程

2026年1月14日,华盛顿白宫。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和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走进了一间会议室,对面坐着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这是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丹、格三方首次面对面的高级别会晤。特朗普本人没有出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美国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称这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至关重要”。

会晤结束后,拉斯穆森和莫茨费尔特在丹麦驻华盛顿大使馆举行了记者会。拉斯穆森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第二句话是:“但根本性分歧仍然存在。”

“根本性分歧”这个表述,成了理解2026年三方谈判进程的关键词。拉斯穆森后来在多个场合重复了它。它意味着:谈判已经开始,但谈判的前提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美国要的是“获得格陵兰”,丹麦和格陵兰要的是“尊重主权和自决权”。这两个目标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折中方案。

但三方还是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工作组。拉斯穆森说,工作组将“探讨如何化解美国的国家安全关切,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工作组预计在几周内举行首次会议。鲁比奥后来透露,工作组的安排将“避免每次会晤都出现媒体闹剧”,丹麦方面也表示“希望消除事件的戏剧性”。

“消除戏剧性”——这个措辞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谈判的参与者们意识到,格陵兰问题已经被过度媒体化。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输出、万斯的“不请自来”、兰德里的“志愿者”任命、85%民调的反复引用——所有这些都在制造噪音,而噪音不利于谈判。拉斯穆森和莫茨费尔特需要的是安静的房间,在其中讨论那些无法在公开场合讨论的问题。

(一)2026年1月华盛顿会议的“坦率但建设性”

1.万斯、鲁比奥与丹麦、格陵兰外长的会晤

会议的参与者组合本身就是一种信号。美方由副总统和国务卿出面,而非更低级别的官员。这传递了一个信息:特朗普政府将格陵兰问题视为总统级别的优先事项,万斯和鲁比奥的参与表明了白宫的重视程度。

丹方由外交大臣出面,格方由外交部长出面。这一安排确认了格陵兰在外交事务中的参与权——尽管格陵兰的外交权限在法律上由丹麦保留,但在实践中,格陵兰已经获得了与丹麦并列的谈判席位。莫茨费尔特的出席不是“陪同”拉斯穆森,而是作为格陵兰的代表参与讨论。这一安排回应了格陵兰长期坚持的“没有我们参与,就不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原则。

特朗普的缺席同样值得注意。他在会晤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美国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称“如果格陵兰岛在美国手中,北约将变得更加强大和高效”。这条推文与白宫内的会晤形成了刻意的平行:特朗普在外部保持压力,万斯和鲁比奥在内部进行谈判。这是一种双轨策略——谈判与施压同时进行,使对方始终处于不确定之中。

2.“根本分歧”的承认与工作组的设立

拉斯穆森在记者会上对“根本分歧”的定性,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产出。他没有说“我们取得了进展”,没有说“我们找到了共同点”,而是坦率地承认了分歧的性质。

“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而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拉斯穆森说,“丹麦认为,格陵兰的长期安全可以在现有框架内得到保障——即1951年防务协定和北约条约。”

这句话的策略意义在于:它将格陵兰问题从“需要新安排”重新定义为“现有安排已经足够”。如果1951年协定和北约框架已经能够保障格陵兰的安全,那么美国“获得”格陵兰就没有必要性。丹麦的论证逻辑是:你的关切是“安全”,你的关切已经在现有框架内得到了满足,你不需要“获得”格陵兰来满足这个关切。

但美国不接受这一逻辑。特朗普在会晤当天发帖称,“任何低于格陵兰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意味着美国的目标不是“确保安全”,而是“获得控制”。安全关切是论证的工具,不是目标本身。

正是这一根本性的目标分歧,使工作组的职能变得微妙。拉斯穆森说,工作组将“探讨是否有可能在尊重丹麦红线的同时,容纳总统的关切”。“是否有可能”——这是一个试探性的表述,它不预设结果,只预设探索的意愿。

3.对“红线”的各自表述

三方在会晤中各自表述了不可谈判的底线。

丹麦的红线由拉斯穆森明确表述:“不尊重丹麦王国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自决权的想法,当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这两条红线——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是丹麦立场法律基础的核心。领土完整是国际法原则,自决权是2009年《自治法》的宪法承诺。丹麦不能在任何一条上让步,因为让步意味着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崩溃。

格陵兰的红线由莫茨费尔特表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被美国控制’,而是‘我们作为盟友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莫茨费尔特的表述将格陵兰的立场从“拒绝合作”重新定义为“合作的适当形式”。格陵兰不拒绝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格陵兰拒绝的是将合作等同于控制。这是一个微妙的但关键的区分:合作是手段,控制是目的;格陵兰接受手段,拒绝目的。

美国的“红线”没有在会晤中被明确表述,但从特朗普的推文中可以推断:任何低于“获得”格陵兰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美国立场的绝对化——不是“我们需要更多存在”,不是“我们需要安全保障”,而是“我们需要得到”。这种绝对化的表述排除了折中方案的可能性,使工作组的工作从开始就面临结构性困难。

(二)谈判中的核心议题

1.美国军事存在的扩大安排

三方工作组讨论的第一个核心议题,是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

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目前仅限于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该基地驻扎约150-200人,配备导弹预警雷达和太空监视设施。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为这一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2004年《伊加利库协定》进一步调整了三方关系。

美国在谈判中的目标是扩大这一存在。据BBC报道,美国寻求在格陵兰南部开设三处新基地,并且这些基地将被正式指定为美国主权领土。“美国主权领土”这一表述是关键——它意味着美国不是在寻求“使用权”(这是1951年协定已经提供的),而是在寻求“管辖权”。如果美国在格陵兰南部拥有“主权领土”,那么美国法律将在这些区域内适用,美国不需要与丹麦或格陵兰协商即可在这些区域内行动。

丹麦方面表示愿意讨论美国在格陵兰的额外军事基地。这一“愿意”反映了丹麦的策略计算:如果美国的“安全关切”是真实的,那么增加基地可以满足这一关切,而不需要主权变更。丹麦的逻辑是:你要基地,我给你基地;你要控制,我不能给。如果美国接受基地而不坚持控制,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但美国似乎不接受这一逻辑。特朗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需要格陵兰的深度整合,而深度整合需要法律上的控制,而非协议上的准入。皮图菲克基地的雷达可以探测导弹,但“金穹”需要在格陵兰部署拦截系统,而拦截系统的部署需要对格陵兰领土的排他性控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坚持“主权领土”而非“基地使用权”——使用权不足以支撑永久性军事基础设施的部署。

2.格陵兰敏感领域投资的外国准入

三方工作组讨论的第二个核心议题,是外国投资在格陵兰敏感领域的准入。

《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外交官正在寻求对格陵兰大型外国投资的否决权,以“排除战略竞争对手”。“战略竞争对手”在格陵兰语境中主要指中国,也可能包括俄罗斯。

美国的要求具体形式尚不明确,但可能包括:对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港口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等领域的外国投资,美国拥有审查权或否决权。这一要求的逻辑是:如果格陵兰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战略竞争对手”控制,那么美国在格陵兰的安全利益将受到间接威胁。即使美国拥有军事基地,如果格陵兰的港口由中国公司运营,那么美国不能确保其军事物流的安全。

格陵兰对这一议题的立场复杂。格陵兰需要外国投资来发展经济,减少对丹麦拨款的依赖。但格陵兰也不情愿将投资审查权交给美国,因为这意味着格陵兰的经济主权被进一步削弱。如果美国拥有对格陵兰所有大型投资的否决权,那么格陵兰的经济政策就在事实上被美国控制。格陵兰摆脱了丹麦的年度拨款依赖,却陷入了美国的投资审查控制。

丹麦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更为微妙。丹麦不支持美国拥有广泛的否决权,因为这将侵犯丹麦的主权。但丹麦可能接受某种形式的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如果这一机制是三方共同参与的,而非美国单方面决定的。丹麦的策略是:将美国的“否决权”要求转化为“协商机制”,使美国不能单方面决定格陵兰的投资政策,但可以在协商框架内表达关切。

3.格陵兰未来独立进程的外部角色

三方工作组讨论的第三个核心议题,也是最敏感的议题,是格陵兰未来独立进程中外部角色的问题。

格陵兰的独立是格陵兰内部政治的核心议题。格陵兰议会中所有政党都支持独立理念,但在时间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因纽特人共同体和前进党主张渐进独立,强调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前提。纳莱拉克党主张快速独立,认为政治独立可以先于经济独立。

美国在谈判中可能寻求对格陵兰独立进程的某种角色。如果格陵兰独立,它将不再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1951年防务协定和2004年《伊加利库协定》的法律基础将改变。美国需要与独立后的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安排。美国可能希望在独立进程中就确保这些安排的基础,例如通过事先承诺支持格陵兰独立来换取独立后格陵兰在安全事务上的依附。

丹麦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最为复杂。丹麦承认格陵兰的自决权,但不希望格陵兰的独立进程被美国操纵。如果格陵兰的独立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的,那么格陵兰的独立就不是丹麦-格陵兰关系的自然演进,而是美国地缘政治操作的产物。丹麦的策略是:支持格陵兰在丹麦框架内的渐进自治深化,反对美国介入格陵兰的独立进程。

(三)格陵兰国内的民意与政治压力

1.2026年1月努克抗议活动的信号

2026年1月17日,格陵兰首府努克。数千人聚集在市中心,随后向美国驻努克领事馆行进。丹麦国旗和格陵兰旗在风中飘扬,标语上写着“格陵兰岛不出售”“我们不是商品”。

这是格陵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格陵兰总人口约5.7万,努克人口约1.9万。数千人走上街头,意味着努克相当比例的居民参与了抗议。

抗议者的构成是跨代际、跨阶层的。参加游行的扬尼克·伊西多尔是一名律师,他说“格陵兰人是否愿意当美国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今天的游行现场聚集了数千人”。55岁的退役海军士兵汤姆·阿姆措夫特说,特朗普宣称可能以军事方式入侵格陵兰岛,让他“感到恐惧”。76岁的老人克努德·埃里克·克莱斯特说,“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那将是一场灾难”。31岁的学生波尔森说,“我们不再处于殖民时代,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

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格陵兰人,在同一个问题上表达了同一个立场。这不是政治精英的立场,这是格陵兰社会的立场。游行的规模和参与者的多样性,使“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从民调数据变成了可见的政治现实。

格陵兰自治议会前议员多丽丝·雅各布森·延森在游行中说,试图“购买”另一个民族“令人悲哀,也不可接受”。这一表述将格陵兰的反对从“利益计算”提升到了“道德判断”。“购买”一个民族,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应该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格陵兰人的抗议,是在重申这一基本规范。

2.自治政府内部的分歧与共识

格陵兰自治政府内部在对美关系上存在分歧,但在核心原则上存在共识。

共识是明确的。格陵兰议会中所有五个政党在2026年1月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我们不想成为丹麦人,我们想成为格陵兰人。” 这份声明的签署者包括总理尼尔森,也包括反对党纳莱拉克党的领导人。在“不成为美国人”这一核心立场上,格陵兰的政治光谱是统一的。

分歧在于如何应对美国的压力。执政联盟主张在丹麦框架内进行有原则的对话,坚守“自决权不可谈判”的底线,同时保持对经济合作的开放。反对党纳莱拉克党主张绕过丹麦,直接与美国谈判,认为与美国的接触可以加速格陵兰的独立进程。纳莱拉克党领导人布罗伯格说:“我们鼓励现任政府在没有丹麦的情况下与美国政府对话。丹麦通过其调解同时激怒了格陵兰和美国。”

纳莱拉克党的立场代表了格陵兰政治中的一股思潮:美国的压力可以被利用。如果美国想要格陵兰,那么格陵兰可以利用美国的“想要”来换取独立。美国支持格陵兰独立,格陵兰在独立后与美国签署安全安排。这是一种交易逻辑:格陵兰用安全合作换取美国对独立的支持。但这一逻辑的风险在于,它可能使格陵兰的独立变成美国地缘政治操作的产品,而非格陵兰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

3.独立议题与对美关系的交织

格陵兰的独立议题与对美关系在2026年深度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方程式。

一方面,特朗普的“夺岛”威胁强化了格陵兰的独立意识。格陵兰大学政治学家玛丽亚·阿克隆指出:“特朗普确实再次点燃了独立议题。这对格陵兰人来说并不新鲜……但这给了格陵兰决策者和政治家动力,去实际推进那些近期一直无法实现的目标。” 美国的压力使格陵兰人更加意识到自决权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地捍卫这一权利。

另一方面,美国的压力也暴露了格陵兰独立的结构性障碍。格陵兰不能在没有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独立,而经济独立需要资源开发,资源开发需要外部资本,外部资本在美国施压下难以进入格陵兰。美国的“投资否决权”要求,如果被接受,将进一步限制格陵兰获取非美国资本的能力,使格陵兰的经济更加依附于美国。

这一交织的后果是:格陵兰的独立进程可能被两种力量同时推动和阻碍。推动的力量是:美国的压力强化了格陵兰人的民族认同和自决意识。阻碍的力量是:美国的压力限制了格陵兰的经济选项,使经济独立的路径更加狭窄。格陵兰追求独立,但可能发现,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独立的代价比预期的更高。

小结:谈判的结构性困境

2026年的三方工作组,在结构上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美国的目标(“获得”格陵兰)与丹麦和格陵兰的底线(“不卖”“自决权不可谈判”)之间,没有可折中的空间。

工作组的职能是“探索”可能的妥协领域,但妥协的前提是双方都有可以交换的东西。美国想要格陵兰,丹麦和格陵兰想要主权和自决权。如果美国接受“不获得主权”的方案,它可以获得军事存在的扩大和投资审查的机制——这些可能是足够的。如果美国坚持“必须获得”,那么谈判就不是谈判,而是胁迫的延续。

拉斯穆森在会晤后说:“我们没能设法改变美国的立场。很明显,总统有占领格陵兰的愿望。” 这句话的坦率值得注意。丹麦没有假装“谈判进展顺利”,而是承认了谈判的根本性困难。丹麦参与谈判,不是因为相信美国会放弃“获得”格陵兰的目标,而是因为谈判本身是争取时间、动员联盟、巩固道义高地的策略。

鲁比奥后来表示,他希望工作组的安排能避免“媒体闹剧”,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但灵活性需要双方都有让步的意愿。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明确了红线的位置。美国是否愿意在红线之外寻找替代方案,是2026年谈判的核心悬念。而这一悬念的答案,不在工作组的会议室里,在特朗普的推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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