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五)
  日期 2026-10-27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及格陵兰三方签署安全协议为时间节点,回溯特朗普政府自2019年以来对格陵兰岛的战略图谋、施压过程与最终“交易”结果,分析这一事件对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及北极地缘格局的深远影响。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四章

2026年:从“武力威胁”到“协议交易”

2026年1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当被问及“愿为获取格陵兰岛走多远”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们会知道的。”同一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控制格陵兰岛的目标“不可逆转”,且“所有人都同意”。

四个月后,2026年5月21日,美国驻丹麦大使豪韦里在努克新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宣布:“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

从“你们会知道的”到“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从“不可逆转”到“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这四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构成了特朗普格陵兰战略的关键转折。这一转折不是“放弃”,而是策略的重构:武力威胁的“战术性后撤”为“协议交易”的推进创造了空间。特朗普没有放弃“得到”格陵兰的目标,他只是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从“军事胁迫”替换为“联盟框架内的制度化安排”。

理解这一转折的关键,在于看到两种压力逻辑的交替。1月的特朗普依赖的是公开的、单边的、戏剧化的施压:社交媒体上的“不可逆转”、关税威胁的“所有选项”、对北约盟友的“不友善”定性。这种施压的逻辑是制造危机感,迫使对方在“屈服”和“对抗”之间选择。但这一策略的边际效益在下降:丹麦说“不”,格陵兰说“不”,欧洲盟友集体声援,北约秘书长沉默,而85%的格陵兰民意反对率纹丝不动。

达沃斯之后,特朗普转向了另一种压力逻辑:将格陵兰问题“北约化”。通过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达成“框架协议”,特朗普将格陵兰问题从美丹双边对抗转移到了北约多边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丹麦的“红线”被模糊化,格陵兰的“自决权”被程序化,而美国的“安全关切”被制度化为北约的“北极安全合作”。这一转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要求丹麦“出售”格陵兰,不要求格陵兰“加入”美国,它只要求北约在格陵兰的安全存在被“更新”——而更新的内容,正是美国想要的东西。

一、紧张升级与“武力选项”的摇摆

(一)2026年初的危机高点

1.特朗普重申“必须得到”与关税威胁

2026年1月,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施压达到了自2019年购岛风波以来的最高强度。这一强度的升级体现在三个层面:目标的绝对化、手段的多样化、对象的扩大化。

目标的绝对化在1月20日的记者会上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格陵兰岛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并强调其控制格陵兰岛的目标“不可逆转”。同日,当被问及愿为获取格陵兰岛走多远时,他仅回应称:“你们会知道的。”当被问及若最高法院裁定阻碍其以关税威胁获得格陵兰岛,该如何应对时,特朗普表示:“那我得用别的方式……我们有其他选择。”而对于是否可能使用武力的问题,他未作出明确表态。

“不可逆转”——这个词的使用标志着格陵兰问题在特朗普话语中的定性转变。在2019年,购岛是一个“战略上很有趣”的想法;在2025年初,它是一个“需要”的目标;到2026年1月,它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既定进程。“不可逆转”意味着没有回头路,没有替代方案,没有“如果不成就算了”的可能。它将格陵兰问题从政策选项转变为了政治承诺。

手段的多样化体现在关税威胁的引入。1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宫医疗问题圆桌会上表示,他可能会对不支持美国得到格陵兰岛的欧洲盟友加征关税。1月17日,他正式宣布将对反对美国购岛的8个欧洲国家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这八个国家——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关税从2月1日起征收10%,6月1日起升至25%,并将“保持有效,直到就格陵兰的完全和彻底购买达成协议”。

这一关税威胁的规模和对象都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以贸易关税为武器,试图迫使北约盟友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让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的表述是:“这不会对美国政府获取格陵兰岛的决策和目标产生任何影响。” 但这一“不影响”的表述本身,恰恰暴露了关税威胁的目标:它不是要“影响”美国的决策,而是要影响欧洲的立场。

对象的扩大化体现在特朗普对北约的重新定义上。在1月20日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美国控制格陵兰岛是否会导致北约瓦解时,特朗普回答称,美国和北约会找到一个让双方都“非常满意”的解决方案。他还说,北约的作用“有时被高估”,北约的实力取决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北约不会很强大。这一表述的破坏性在于:它将北约从一个平等的安全共同体重新定义为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如果北约的实力“取决于美国”,如果北约的作用“有时被高估”,那么美国有权以“北约利益”为名,对盟友的领土提出要求。丹麦的主权在北约框架中不再受到保护,因为北约的定义权掌握在美国手中。

2.欧洲多国向格陵兰派遣军事人员的象征性部署

面对特朗普1月的施压升级,欧洲的反应是集体性的,但也是象征性的。

2026年1月中旬,法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荷兰、英国、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响应丹麦邀请,向格陵兰岛派遣军事人员参加“北极耐力”军演。这是欧洲国家首次以联合军事存在的形式回应美国对格陵兰的施压。

但派遣的规模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法国派出了15名来自寒冷气候作战经验丰富的山地部队士兵。德国派遣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侦察小组,但在美国关税威胁后上演“闪电式撤兵”——士兵上岛44小时后便离开。瑞典派了3名军官,斯洛文尼亚、挪威、荷兰各2名军官,芬兰2名军事联络官,英国只派了1名军官。

欧洲各国总共只派出了几十名士兵,勉强凑成一个排的兵力。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乘坐民用飞机前往,以免激怒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的表述是:“欧洲人肩负着特殊责任,因为这片领土属于欧盟。” 但马克龙的表态与法国实际派遣的15名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这一“象征性部署”的政治含义是多重的。第一,它展示了欧洲的团结姿态:多个国家同时响应丹麦的邀请,传递了一个信号——格陵兰问题不是丹麦的孤立问题,而是欧洲的共同关切。第二,它暴露了欧洲的能力局限:几十名士兵无法“阻止”任何军事行动,他们的存在是政治信号而非军事威慑。第三,它揭示了欧洲的战略困境:欧洲想通过军事存在来表达支持,但不能通过军事存在来实质性地对抗美国。派遣几十名士兵是欧洲在“表达立场”和“避免升级”之间能找到的唯一平衡点。

舆论对此的评价是坦率的。央视总台记者的观察指出:“欧洲如此表现,让其高喊的‘战略自主’苍白无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更为尖锐:“欧洲的挑战在于如何就行动方案达成一致,因为即便欧美信任出现根本性破裂,许多欧洲人仍倾向与美国达成妥协以维持双方安全关系。”

3.丹麦首相“一切终结”的警告

2026年1月5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接受丹麦广播公司采访时,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

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有意控制格陵兰岛的言论对丹麦和格陵兰岛施加了“不可接受的压力”。她将美方的意图定性为“对国际社会的无理攻击”。当被问及如果美国采取类似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丹麦将如何应对时,弗雷泽里克森说:“如果美国选择攻击北约国家,那么一切都将终结。”但她没有做出详细阐释。

“一切都将终结”——这句警告的模糊性和绝对性并存,构成了它最大的力量。弗雷泽里克森没有具体说明“一切”指的是什么:是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是国际秩序?还是丹麦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这种模糊性是刻意的。它的力量在于不具体化:任何具体的阐释都会削弱警告的绝对性。如果她说“北约将解体”,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北约是否真的会解体”;如果她说“我们将断绝与美国的关系”,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丹麦是否有能力这样做”。通过保持模糊,弗雷泽里克森将“一切终结”的定义权留给了特朗普——你决定要“终结”什么,取决于你决定走多远。

这一警告的政治功能是将“升级的责任”明确置于美国一方。弗雷泽里克森没有说“我们将如何回应”,她说的是“如果你这样做,将会发生什么”。这一表述的逻辑是:丹麦不会主动升级,但如果美国选择攻击一个北约国家,那么“一切终结”的后果将由美国承担。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它不威胁采取具体行动,它只指出美国行动的后果。

丹麦前首相、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同一时期的表态更为直接。他在达沃斯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警告说,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行动引发了“北约历史上最大危机”,并表示“奉承美国领导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北约的未来和世界秩序的未来岌岌可危。”

(二)武力威胁的“战术性后撤”

1.特朗普在达沃斯的表态变化

2026年1月21日,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他2026年首次公开调整格陵兰问题的措辞。

在演讲中,特朗普仍然声称格陵兰岛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并寻求“立即”就“收购”格陵兰岛展开谈判。但随后,他补充了一句关键的话:“我没有必要”“不愿意”也“不会”动用武力夺取这一丹麦自治领地。”

这是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首次明确排除使用武力获取格陵兰的可能性。在之前的表态中,他始终使用“不排除任何选项”“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等措辞,保持战略模糊性。达沃斯的表态打破了这种模糊性:武力不再是“选项”。

但特朗普的“排除武力”并非无条件的让步。他在同一场演讲中强调:“我们大概什么也得不到,除非我决定使用过度的力量和武力。” 这句话的逻辑是:我选择不使用武力,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选择不使用。武力始终存在,只是暂时不被使用。这一“选择性克制”的表述,保留了随时升级的可能性。今天“排除武力”,明天可以“重新考虑”;今天“选择不使用”,明天可以“被迫使用”。

特朗普的达沃斯演讲还攻击了欧洲本身。他抨击欧洲的移民、绿色能源等政策,称欧洲“没有走在正确方向上”,一些地方如今“面目全非”,这种变化“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而是朝着负面方向演变。这一对欧洲的系统性批评,将格陵兰问题嵌入了一个更大的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的框架中。格陵兰不是孤立的争端,它是特朗普对欧洲整体性不满的一个具体表达。在这一框架下,格陵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整体调整,而非孤立的外交谈判。

2.与北约秘书长吕特“框架协议”的透露

达沃斯演讲的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更具实质意义的声明。

他宣布,已同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未来达成有关格陵兰岛的协议制定了“框架”。他表示该方案涉及防务和矿产开采安排,“对所有人都有利”,美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同时表示,基于上述情况,不会实施原定于2月1日生效、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的措施。

这一声明的关键要素值得逐项分析。

“框架”而非“协议”。特朗普说的是“框架”,而非“协议”。框架意味着方向性的共识,而非具体的条款。框架可以被填充,可以被解释,可以被调整。框架的模糊性给了特朗普最大的操作空间:他可以说“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而不需要具体说明“想要的一切”是什么。

“防务和矿产开采安排”。这是特朗普首次明确提及协议框架的具体内容。防务安排意味着美国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扩大或更新;矿产开采安排意味着美国对格陵兰关键资源的准入。这两项内容恰好对应了美国对格陵兰的两大核心关切:安全控制和资源准入。

“美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这一表述的绝对性值得注意。特朗普没有说“我们取得了进展”,没有说“我们达成了公平的协议”。他说的是“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这一表述的政治功能是满足国内受众:特朗普的支持者需要听到“我们赢了”。但它的外交风险同样明显:如果“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意味着丹麦放弃了主权,那么丹麦不会接受;如果“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意味着美国获得了安全控制和资源准入,那么丹麦可能会接受——但特朗普的表述方式使丹麦难以确认这一点。

关税威胁的“暂缓”。特朗普宣布不会实施原定于2月1日生效的关税,理由是“基于上述情况”。这一“暂缓”的时机值得注意:它紧随“框架协议”的宣布之后。关税威胁的功能被重新定义了:它不再是迫使丹麦让步的工具,而是换取吕特合作的筹码。特朗普用“暂缓关税”来奖励吕特的框架协议,同时保留在框架未能落实时恢复关税的可能性。

3.关税威胁的暂缓与“外交解决”的转向

关税威胁的“暂缓”在实际操作层面和信号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操作层面,关税的暂缓避免了一场立即的跨大西洋贸易战。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此前已警告,关税将“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并冒下危险的下行螺旋风险”。欧洲议会21日决定暂缓批准欧美贸易协议。如果关税真的实施,欧美贸易关系将迅速恶化,而格陵兰问题的外交解决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在信号层面,关税的暂缓标志着特朗普对格陵兰策略的重心转移。从1月的“公开施压、单边行动、关税威胁”,转向了“联盟框架、外交谈判、协议推进”。这一转向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

第一,欧洲的集体抵抗表明,单边施压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丹麦说“不”,格陵兰说“不”,欧洲盟友集体声援,北约秘书长沉默——所有这些都使美国的单边施压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盟友的霸凌,而非一个“安全关切”的合理表达。

第二,北约秘书长吕特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退出路径”。通过将格陵兰问题纳入北约框架,特朗普可以将格陵兰问题从美丹双边对抗重新定义为“北约的北极安全合作”。在这一框架中,丹麦的“主权红线”可以被程序化为“北约框架内的安排”,格陵兰的“自决权”可以被形式化为“格陵兰在谈判中的参与”,而美国的“安全关切”可以被制度化为“北约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

第三,武力威胁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的“收益”。弗雷泽里克森的“一切终结”警告、拉斯穆森的“北约历史上最大危机”定性、欧洲多国的“象征性派兵”、以及格陵兰85%的反对民意——所有这些都使军事行动的政治代价高到了不值得付出的程度。特朗普在达沃斯“排除武力”的表态,不是因为他改变了目标,而是因为他计算了成本。

(三)5月:排除武力与领事馆开馆的象征博弈

1.美国驻丹麦大使豪韦里的“排除武力”声明

2026年5月21日,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思·豪韦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发表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声明。

当被当地媒体记者直接询问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时,豪韦里回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

这是美国官方代表首次在格陵兰领土上、以公开的方式明确宣布排除武力。达沃斯的“排除武力”是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口头表态,豪韦里的“排除武力”是美国驻丹麦大使在努克领事馆开幕仪式上的正式声明。两者的场合和性质不同:前者是总统的公开讲话,后者是外交官的正式声明。

豪韦里的声明还包含了一个关键的补充:“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这一表述在表面上是对格陵兰自决权的承认,但在实质上,它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的“决定”,是否包括“决定是否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豪韦里没有明确说“格陵兰的未来不包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只是说“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而如果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不会反对。

这一表述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是否使用武力”的问题与“是否想要格陵兰”的问题分离了。豪韦里说的是“我们不会用武力”,而不是“我们不再想要”。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5月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我们仍然想要格陵兰,但我们不会用武力来获取它。如果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要与我们合作,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2.努克新领事馆开馆的冷遇与抗议

(1)格陵兰政界集体缺席

2026年5月21日,美国正式启用位于努克市中心的新领事馆办公楼。这是一栋三层建筑,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从规模上看,这不是一个“小型联络处”,而是一个具有实质外交功能的机构。3000平方米的空间足以容纳政治、经济、文化、领事等多个部门,足以支撑美国在格陵兰的长期制度化存在。

但开幕仪式的“冷遇”与领事馆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比。

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包括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内的多名格陵兰政界人士此前已表示不会出席活动。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

这一“集体缺席”的政治含义是多重的。

第一,它表达了格陵兰政界对美国施压的“不认可”。格陵兰政界人士不是在“拒绝外交礼仪”,而是在表达政治立场。如果格陵兰政界人士出席了领事馆开幕仪式,那将被解读为对特朗普格陵兰政策的某种程度的“认可”。缺席是格陵兰政界在不升级对抗的前提下,能够表达的最强烈的“不认可”。

第二,它展示了格陵兰政界的“统一阵线”。格陵兰议会中所有五个政党此前已发表联合声明:“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我们不想成为丹麦人,我们想成为格陵兰人。” 这一跨党派共识在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得到了具体体现:没有一个格陵兰政党出席。格陵兰政界的统一立场使美国无法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瓦解格陵兰的抵抗。

第三,它使美国的“直接外交”策略面临困境。美国在努克设立领事馆的目的之一,是绕过哥本哈根,与格陵兰自治政府建立直接沟通渠道。但领事馆开幕仪式的冷遇表明,格陵兰自治政府不准备接受这种“绕过丹麦”的安排。格陵兰愿意与美国对话——尼尔森和埃格德在5月会见了兰德里——但格陵兰不准备以接受领事馆开幕仪式的方式,来认可美国在格陵兰的制度化存在。

(2)数百人“美国滚回去”的示威

在领事馆开幕仪式的场外,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各地的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

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这一口号的选择,与2026年1月努克抗议活动中“格陵兰岛不出售”的口号形成了延续与升级。“不出售”是对交易逻辑的拒绝——“我们不是商品”。“属于格陵兰人民”是对主权归属的宣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决定”。这一口号转变的政治含义是:格陵兰人的抵抗从防御性的“不卖”转向了肯定性的“属于我们”。他们不再仅仅是在回应特朗普的“购买”提议,而是在主动宣示格陵兰的自决权。

抗议活动的规模——数百人——在绝对数字上不大,但在比例上显著。努克人口约1.9万,数百人意味着努克相当比例的居民参与了抗议。如果考虑到领事馆开幕仪式的场合和时间(工作日的白天),数百人的参与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信号。它表明,格陵兰社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是广泛而深刻的,不会因为特朗普“排除武力”的表态而迅速消退。

3.兰德里首访格陵兰的“倾听”姿态

在领事馆开幕仪式前后,特朗普特使杰夫·兰德里对格陵兰进行了首次访问。

兰德里的访问被刻意包装为一次“倾听之旅”。据报道,兰德里在抵达格陵兰时表示,特朗普告诉他“去那里,尽可能多交朋友”。他在访问中没有重复特朗普“必须得到”的强硬措辞,而是强调“相互尊重”和“对话”。

兰德里的“倾听”姿态与特朗普的“必须得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是刻意的。它构成了特朗普政府格陵兰策略的双轨:特朗普在远处保持压力,兰德里在近处进行接触。特朗普的“不可逆转”制造紧迫感,兰德里的“倾听”制造对话空间。两者并行,使丹麦和格陵兰始终处于不确定之中:美国到底是在谈判,还是在施压?

兰德里在访问中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格陵兰政界没有出席领事馆开幕仪式,没有对兰德里的“倾听”姿态做出积极回应。尼尔森在会见兰德里后表示,格陵兰“寻求与美国的良好合作”,但重申了“格陵兰人民不出售”的立场。兰德里的“倾听”没有改变格陵兰的立场,它只是确认了格陵兰立场的坚定性。

小结:从“武力威胁”到“协议交易”的逻辑

2026年1月至5月的进程,呈现出特朗普格陵兰策略的清晰转折。1月的武力威胁和关税施压在边际效益递减后,被5月的“排除武力”和“协议框架”所替代。这一替代不是目标的变化——特朗普仍然想要格陵兰——而是工具的变化。

“武力威胁”的功能是制造危机感,迫使丹麦和格陵兰在“屈服”和“对抗”之间选择。但这一策略的失败在于:丹麦和格陵兰选择了“不屈服”,而欧洲盟友选择了“不抛弃丹麦”。武力威胁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来改变丹麦和格陵兰的立场,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抵抗意志,巩固了欧洲的团结,暴露了北约的内部裂痕。

“协议交易”的功能是创造“合作”的外观,使美国在格陵兰的安全控制和资源准入可以被包装为“北约框架内的安排”和“格陵兰自愿的选择”。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它不要求丹麦“出售”格陵兰,它只要求北约“更新”在格陵兰的安全存在;它不要求格陵兰“加入”美国,它只要求格陵兰“参与”谈判。“更新”和“参与”是模糊的,而模糊性正是协议交易的核心工具。

但“协议交易”的风险同样深刻。第一,丹麦的“红线”没有因为特朗普“排除武力”而移动。弗雷泽里克森在达沃斯后重申:“丹麦的红线始终如一:不会放弃主权。”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自己愿意当面告诉特朗普,丹麦不会就格陵兰岛主权归属进行谈判。第二,格陵兰的“自决权”没有因为“倾听”姿态而被尊重。格陵兰政界集体缺席领事馆开幕仪式,数百人抗议,85%的民意反对——所有这些都表明,格陵兰的“参与”不是“自愿”的,而是在美国压力下的被迫参与。第三,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框架协议”暴露了北约的制度性矛盾。弗雷泽里克森在吕特与特朗普会晤后立即声明:“吕特无权代表丹麦和格陵兰岛与他方进行谈判。” 这一声明的政治含义是:北约秘书长不能替代丹麦成为谈判的一方。如果吕特试图绕过丹麦与特朗普达成“框架”,那么这一“框架”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约束丹麦。

2026年的格陵兰进程,最终没有以“武力威胁”结束,没有以“购买”结束,没有以“吞并”结束。它以一份安全协议结束——一份保留了丹麦主权、承认了格陵兰自决权、但赋予了美国安全控制和资源准入的协议。这份协议的本质是模糊的:丹麦可以说“主权没有被改变”,美国可以说“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格陵兰可以说“自决权被承认了”。三方都可以宣称自己没有输。但三方也都没有得到完全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协议交易的本质:它不解决分歧,它管理分歧。它不消除矛盾,它包装矛盾。在力量不对称的背景下,协议交易是强者和弱者都能接受的妥协形式——强者得到实质,弱者保留面子,而模糊性是双方都能宣称胜利的空间。

二、9月22日安全协议:内容与实质

2026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间隙,一间被严格安保包围的会议室内,三份协议、九份副本、三种语言,摆放在签字桌上。

特朗普先签。弗雷泽里克森签。尼尔森签。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分钟。

签字结束后,三人分别面对记者。特朗普说:“这是一段长期、非常棒的关系。”弗雷泽里克森说:“这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尼尔森说:“该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

同一份文件,三种叙事。特朗普看到的是“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看到的是“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尼尔森看到的是“自决权”的承认。三种叙事之间的张力,正是理解这份协议实质的钥匙。

这份协议的形式特征是清晰的:它“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它的内容特征同样清晰:美国获得军事存在的实质性扩展,第三方(尤其是非北约国家)被制度性排斥,而丹麦的主权和格陵兰的自决权在文本层面得到再次确认。但文本与实质之间的距离,正是协议最值得审视之处。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将这份协议评价为“以极高的政治代价换来的相对有限的改变”。从“美国获得了什么新权利”的视角看,这一判断是准确的——1951年防务协定已经赋予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权利,2004年《伊加利库协定》已经调整了三方关系。2026年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有框架的扩展和细化,而非全新的法律创造。

但从“控制力”的视角看,代价与收益的账本需要重新计算。协议将军事存在的范围从单一基地扩展至多防区网络,将准入权从“使用权”升级为“无限制通行”,将第三方排斥从“事实上的阻力”制度化“书面批准要求”。这些变化单独来看或许“有限”,但累积起来,它们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美国在格陵兰的存在从“基于协定的租户”变成了“基于制度的主导者”。

(一)协议的签署与各方表述

1.联合国大会期间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的地点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声明。联合国总部——多边主义的象征性场所——被用作一份双边(实质上是三方)安全协议的签署地。这一选择传递了一个微妙但清晰的信号:格陵兰问题形式上被置于国际社会的注视之下,但实质上是通过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直接安排解决的。联合国大会的普遍性与协议的排他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未经言明的张力。

协议签署的时间点同样值得注意。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在进行,全球领导人的注意力被分散在气候变化、乌克兰、中东等多个议题上。格陵兰协议的签署没有成为联大的核心议程,它是一场“间隙”活动。这种“低调的高调”是刻意的:协议需要可见性(三国领导人同台签字),但不需要过度曝光(避免引发对协议实质的深入审视)。

签字仪式的象征性细节同样值得注意。九份副本——每方一份格陵兰语版、一份丹麦语版和一份英语版。格陵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出现在一份国际安全协议中,这在形式上确认了格陵兰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参与地位。但语言版本的象征意义不能掩盖一个法律事实:格陵兰的外交和防务权限仍然由丹麦保留,协议的法律效力最终依赖于丹麦的签署和批准。

2.特朗普、弗雷泽里克森、尼尔森的同台

三位领导人的同台是签字仪式的视觉核心,也是叙事分歧的具象化。

特朗普的叙事在签字前后的表态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他在签字前表示,该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长期控制权”。他在签字后说:“这将是一段长期、非常棒的关系。”他还透露,美国“将立即开始在格陵兰适当地区开发大型军事存在的进程”,美国“将与格陵兰人民合作进行开发和建设”。

特朗普叙事中的核心词是“控制”。他没有使用“合作”“盟友”“伙伴”等词汇来描述美国在格陵兰的角色。他用的是单方面的、支配性的语言:美国控制,美国建设,美国开发。“适当地区”这一表述的模糊性同样值得注意——它没有排除任何地理范围,为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保留了最大的操作空间。

弗雷泽里克森的叙事则刻意强调协议的联盟框架和主权尊重。她在签字前说:“总统先生,您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您不希望对手靠得太近。我完全同意,有了这项协议,他们将无法靠近。”她在签字后说,这份协议“植根于北约合作”,“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弗雷泽里克森叙事中的核心词是“北约”。她没有否认美国获得了实质性的军事准入,但她将这一准入框架化为“北约合作”的组成部分。这一框架的政治功能是将美国的单边利益转化为联盟的集体利益。如果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是“北约的”而非“美国的”,那么丹麦的“主权”就没有被削弱——它仍然是北约成员国,其领土上的联盟活动是主权行使的组成部分,而非主权丧失的标志。

尼尔森的叙事则聚焦于格陵兰的“自决权”和“参与”。他在签字后说:“该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我们也被视为北极共同安全的一部分。”他还说:“这对格陵兰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关于我们的协议。这是一份与我们达成的协议。”

尼尔森叙事中的核心词是“参与”。他将协议的性质从“关于格陵兰的协议”重新定义为“与格陵兰达成的协议”。这一措辞的转换的政治功能是将格陵兰从“被处置的对象”提升为“谈判的参与方”。但参与不等于决定。尼尔森没有说“格陵兰决定了协议的内容”,他说的是“格陵兰被纳入了谈判的过程”。参与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决定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协议赋予格陵兰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3.各方对协议的不同解读与强调重点

三方对协议的解读差异,在签字当天的表态中已经清晰可见。

特朗普强调“控制”。他在签字前宣称协议赋予美国“永久控制权”。他没有提及丹麦的主权,没有提及格陵兰的自决权,没有提及北约框架。他的表述是纯粹美国中心的:美国得到了什么,美国将做什么,美国将建设什么。

弗雷泽里克森强调“联盟”。她在签字后说,这份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她将协议定位为北约框架内的安排,强调协议“植根于北约合作”。她的表述的政治功能是将美国的单边行动重新包装为联盟的集体行动,从而维护丹麦作为主权国家和北约成员国的地位。

尼尔森强调“自决权”。他说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他还说,格陵兰维持了它的原则,它的红线被尊重了。尼尔森的表述的政治功能是向格陵兰国内受众证明,自治政府在谈判中捍卫了格陵兰的利益。在格陵兰社会对美国的不信任(85%反对率)的背景下,尼尔森需要证明他没有“出卖”格陵兰。他的“红线被尊重”的表述,是在回应格陵兰国内对他可能妥协的担忧。

但尼尔森同时也承认了协议的代价。他说:“我们需要在国内重建信任,这需要时间。”这一表述的坦率值得注意:尼尔森没有假装格陵兰社会支持这份协议,他承认了信任的缺失和重建的困难。这一承认的政治含义是:协议在格陵兰国内的合法性是脆弱的。格陵兰人没有参与协议的批准(协议需要丹麦议会和格陵兰议会的批准,但格陵兰议会尚未表决),格陵兰人没有被征询意见(没有公投),格陵兰人没有看到协议给他们带来的具体利益。协议在法律上是“三方”的,但在格陵兰人的感受中,它可能是“美国强加的”。

(二)协议的核心条款

1.军事存在扩展

(1)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现代化与扩建

协议允许美国对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进行“现代化和扩建”。皮图菲克基地是美国在格陵兰唯一现存的军事设施,驻扎着第12空间预警中队,执行导弹预警、导弹防御和太空监视任务。基地的核心装备是双面固态相控阵雷达,能够探测4,800余公里范围内的导弹发射和太空物体。

“现代化和扩建”的具体内容协议文本没有详细说明。但从技术逻辑和战略需求可以推断,扩建可能包括:雷达系统的升级(提高探测精度和覆盖范围)、数据处理设施的扩容(容纳“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所需的大量数据流)、拦截系统的部署(如果“金穹”项目在格陵兰落地)、以及基地基础设施的改善(跑道、机库、燃料储存、人员住宿)。

协议的序言明确提及了各方对美国在格陵兰军事准入的共同利益,“包括通过建立‘金穹’防御系统”。这是“金穹”首次在正式协议文本中被明确提及。这一提及的战略含义是深远的:格陵兰被正式纳入了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规划框架。皮图菲克基地不再仅仅是一个预警节点,它成为“金穹”拦截网络的潜在组成部分。

(2)纳萨尔苏瓦克与梅斯特斯维新增防区

协议允许美国在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

纳萨尔苏瓦克位于格陵兰南部,是二战期间美国建立的“蓝色西一号”基地的所在地。该基地在冷战期间是美国在格陵兰南部的主要后勤枢纽,拥有深水港和机场。纳萨尔苏瓦克的地理位置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它位于格陵兰南端,控制着丹麦海峡和GIUK缺口(格陵兰—冰岛—英国之间的海上通道)的东侧入口。如果美国在纳萨尔苏瓦克建立深水港,美国潜艇将首次获得在格陵兰的水下准入,这将显著增强美国在北大西洋的反潜作战能力。

梅斯特斯维位于格陵兰东海岸,是冷战期间美国建立的监控设施所在地。该基地位于格陵兰东海岸,面向丹麦海峡和挪威海,具有监控俄罗斯北方舰队活动的战略价值。梅斯特斯维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监视俄罗斯潜艇从巴伦支海进入大西洋的理想节点。

新增防区的战略意义在于网络化。皮图菲克(西北)+纳萨尔苏瓦克(南部)+梅斯特斯维(东部)=覆盖格陵兰全境的军事存在网络。这一网络不是三个孤立的基地,而是一个相互支撑的系统:皮图菲克负责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纳萨尔苏瓦克负责海上控制和潜艇准入,梅斯特斯维负责东海岸监控和俄罗斯方向的情报搜集。三者的功能互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北极军事存在体系。

(3)美军飞行器与舰艇的通行权扩展

协议对美军通行权的规定,是其最具实质性的条款之一。

协议规定,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任何领土上空飞行并降落,包括领水。美国公共船只可在领水内进行水下准入和移动,“不受限制,除非各方另有约定”。

“任何领土”和“不受限制”这两个表述的法律含义是深远的。它们不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通行权,不是“在特定区域内的”通行权,而是覆盖格陵兰全境、涵盖空中和水下、且以“无限制”为默认状态的通行权。协议中“除非各方另有约定”的表述,将限制通行的举证责任放在了丹麦和格陵兰一方:默认状态是“无限制”,限制需要另行协商。这一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协议在法律技术上最有利于美国的设计之一。

水下通行权的特殊意义值得强调。在国际法中,领水的主权属于沿岸国,但外国军舰的无害通过权在领水中受到严格限制。协议赋予美国公共船只在格陵兰领水内的水下准入和移动权利,这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水中外国军舰的一般规定。这一安排的战略价值在于潜艇行动:潜艇在领水内的水下移动需要极高的隐蔽性和对海底地形的精确了解。协议赋予美国潜艇在格陵兰领水内的无限制水下准入,意味着美国潜艇可以在格陵兰周边海域进行长期部署和隐蔽行动,而不需要每次浮出水面或通报丹麦或格陵兰当局。

2.对第三方的限制条款

(1)非北约国家军事设施与驻军的禁止

协议明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有人或无人军事设施,禁止其在格陵兰维持持续的军事力量存在,“除非各方另有约定”。

这一条款的法律结构值得仔细分析。“非北约国家”的范围是明确的: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非北约成员国。“除非各方另有约定”的例外条款,意味着军事存在的禁止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三方一致同意才能解除。这一一致同意的要求,赋予了美国对任何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否决权。如果中国或俄罗斯希望在格陵兰建立科研站(可能被解读为军事设施),美国可以以“军事设施”的定性来阻止。

这一条款的实质是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的安全势力范围,排除战略竞争对手的军事存在。在传统国际法中,一个主权国家(或其自治领地)有权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协议将这一决定权从丹麦和格陵兰转移到了三方共同决定,而美国是三方之一。如果丹麦或格陵兰愿意允许中国在格陵兰建立科研站,美国可以依据协议来阻止。格陵兰的外交自主权(在丹麦框架内的有限自主权)因此被进一步限制。

(2)敏感领域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否决权

协议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是其经济维度的核心条款。

协议规定,非北约成员国、非北约伙伴国、非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或投资者,在格陵兰“特别敏感领域或活动”中,不得获得控制权、重大影响力或获取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非公开信息。

“特别敏感领域或活动”的定义协议没有详细说明,但可以推断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尤其是稀土)、港口基础设施、通信网络、能源设施、数据中心等。审查机制的运作方式是:格陵兰将实施投资审查法律,与丹麦“密切合作”;丹麦当局将与美国当局“密切协商”。

这一安排的法律结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形式上是格陵兰和丹麦在行使审查权,实质上是美国在行使否决权。协议没有说“美国可以否决投资”,协议说的是“丹麦当局将与相关美国当局密切协商”。协商不等于否决,但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密切协商”的实际效果是美国的关切将主导审查的结果。如果美国反对某项投资,丹麦和格陵兰很难在“密切协商”的框架内坚持批准。

这一条款的实质影响是格陵兰的经济主权被进一步削弱。格陵兰需要外国投资来发展经济,减少对丹麦拨款的依赖。但协议限制了非北约/非欧盟投资者的准入,而北约/欧盟投资者(主要是美国)的资本将获得优先地位。格陵兰的经济选项因此被限制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圈内。摆脱丹麦的年度拨款依赖的路径,可能导致对美国资本的新依附。

(3)对中俄等“战略对手”的制度性排斥

协议没有明确点名中国或俄罗斯。但协议中“非北约国家”“非北约伙伴国”“非欧盟成员国”的措辞,实质上将中国和俄罗斯置于被排斥的地位。

中国不是北约成员国,不是北约伙伴国,不是欧盟成员国。俄罗斯同样不符合这三个条件。协议对非北约/非欧盟国家的军事存在和敏感投资的限制,在实际上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度性排斥。

这一排斥的制度性特征值得强调。它不是一次性的否决(如阻止某个具体的投资项目),而是制度化的排除(所有非北约/非欧盟国家的军事存在和敏感投资都需要三方一致同意)。一次性的否决可以通过改变具体条件来绕过,制度化的排除需要改变协议本身来解除。协议“没有终止日期”的长期有效性,使这一制度化排斥具有了持久性。

从中国的视角看,这一条款前置性地封堵了中国在格陵兰的战略空间。中国此前在格陵兰的商业存在本就有限(2019年华为5G被拒,2021年科瓦内湾稀土项目被搁置),协议将这种零散的阻力制度化、永久化。中国“极地丝绸之路”的北向路径——西北航道——的东侧入口,被制度性地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俄罗斯的北方航道虽然不在协议的直接覆盖范围内,但协议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扩展(尤其是梅斯特斯维的东海岸监控)将增强美国对俄罗斯北方舰队活动的监视能力。

3.主权与自决权的再确认

(1)丹麦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文本承认

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弗雷泽里克森在签字后明确表示,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

“重申”的法律含义值得分析。重申意味着确认已有的法律状态,而非创造新的法律状态。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存在(基于历史、宪法和国际法),协议没有改变这一法律事实。协议没有“转让”主权,没有“放弃”主权,没有“共享”主权。丹麦仍然是格陵兰的主权国家,格陵兰仍然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

但“重申主权”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之间存在差距。在法律上,主权没有被改变。在实质上,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扩展和第三方排斥,限制了丹麦(和格陵兰)在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丹麦可以在文本上“拥有”格陵兰,但在实践上,涉及格陵兰安全和经济核心领域的决策将需要考虑美国的立场。主权的法律形式被保留,主权的实质内容被部分让渡。

(2)格陵兰人民自决权的重申

协议确认格陵兰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尼尔森将这一确认描述为协议的核心成就:“该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

自决权的法律含义在协议中没有被详细定义。协议没有说自决权包括“决定是否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权利,没有说自决权包括“决定独立时间表”的权利。协议只是“确认”自决权的存在,没有“规定”自决权的行使方式。

这一模糊性的政治功能是双重的。对格陵兰,协议的确认为自治政府提供了向国内受众证明“我们没有出卖自决权”的文本依据。对美国,协议的模糊性为未来解释自决权留下了空间。如果格陵兰未来决定独立,美国可以说“我们尊重自决权”。如果格陵兰未来决定与美国签署自由联系协定,美国可以说“这是格陵兰自决权行使的结果”。协议没有预先判断自决权的行使方向,它只是确认自决权的存在。

(3)协议与1951年防务协定的承继关系

协议修订了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而非取代它。

“修订”而非“取代”的法律选择是有意的。修订意味着1951年协定的法律框架——包括美国的军事权利、丹麦的主权保留、北约框架的适用——继续有效。2026年协议增加了新的权利(多防区、无限制通行、第三方排斥),但没有改变1951年协定的基本法律结构。

这一法律连续性的政治功能是为丹麦和格陵兰提供“没有改变”的叙事。丹麦可以说“1951年协定的框架仍然有效,主权没有被改变”。格陵兰可以说“协议是在1951年框架内的更新,不是新的主权安排”。但法律连续性的修辞不能掩盖实质变化:2026年协议扩展了1951年协定的适用范围(从单一基地到多防区),升级了准入权(从“使用”到“无限制”),增加了第三方排斥(1951年协定没有此类条款)。架没有改变,框架内的权力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协议的法律性质与生效程序

1.对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的修订

协议明确是对1951年防务协定的修订。这一法律定性的重要性在于确定协议的法律基础。协议不是一项独立的新条约,而是1951年协定的修正案。这意味着1951年协定的缔约方(美国和丹麦)是2026年协议的自然参与方,而格陵兰作为第三方的参与需要额外的法律解释(1951年格陵兰没有自治政府,2009年自治法赋予格陵兰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国际谈判中被咨询的权利。

修订的法律后果是1951年协定的条款在被修订的范围内不再适用,2026年协议的条款取而代之。未被修订的1951年协定条款继续有效。这一“部分修订”的结构使协议的法律效果具有层次性:某些权利被扩展(军事存在范围),某些权利被新增(第三方排斥),某些权利被保留(基本框架)。

2.丹麦议会与格陵兰议会的批准要求

协议须经丹麦和格陵兰的必要议会程序才能生效。生效的具体程序是:丹麦王国连同格陵兰完成必要的议会程序后,通过外交照会通知美国。

批准程序的政治含义是多重的。

第一,格陵兰议会的批准是格陵兰自治权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格陵兰议会的批准,协议不能生效。这赋予格陵兰对协议的否决权。但在实际政治中,格陵兰议会很难否决一份由丹麦和美国共同推动的协议,尤其在美国持续施压的背景下。

第二,批准程序为丹麦和格陵兰提供了“重新审视”的机会。丹麦议会可能就协议的具体条款提出修改要求,格陵兰议会可能要求增加关于军事存在的保障条款(如环境标准、当地就业、基地周边控制权)。批准程序不是自动的,是谈判的延续。

第三,批准程序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潜在风险。如果丹麦或格陵兰议会拒绝批准,协议不能生效。特朗普可能将批准程序的延迟视为“不合作”,重新启动关税威胁或其他施压手段。

3.“无终止日期”的长期有效性

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弗雷泽里克森在签字后称这份协议是一份“可以永远持续”的协议。

“无终止日期”的法律含义是深远的。它不是“无限期”——无限期意味着在某个未指定的未来时间结束。“无终止日期”意味着协议不预设结束的条件。协议只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终止,或在某方单方面退出的情况下终止(如果协议包含退出条款)。“无终止日期”的政治功能是将协议的效力与签署方的政治意愿脱钩。即使特朗普离开白宫,即使弗雷泽里克森失去首相职位,即使尼尔森不再担任格陵兰总理,协议仍然有效。

“无终止日期”的战略含义同样深远。它意味着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和第三方排斥不依赖于任何特定政治环境。即使未来美国政府更迭,即使丹麦或格陵兰希望重新谈判,协议的基本框架仍然约束各方。“无终止日期”使2026年安全协议成为格陵兰的“永久”安全架构,而非一个可以随时重新审议的临时安排。

小结:一份“协议”的实质

2026年9月22日的安全协议,在法律形式上保留了丹麦的主权,确认了格陵兰的自决权,维持了1951年防务协定的框架。在实质内容上,它扩展了美国的军事存在,制度化了第三方的排斥,升级了美国的准入权。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评价——“以极高的政治代价换来的相对有限的改变”——从法律形式的视角看是准确的。但从控制力的视角看,“相对有限”的改变累积起来,构成了结构性的转变。

这份协议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美国获得了“安全控制”,丹麦保留了“主权形式”,格陵兰获得了“程序参与”。 三方在法律上都没有输,在实质上都没有赢全。

特朗普宣称“永久控制”,但他没有获得主权。弗雷泽里克森宣称“主权被尊重”,但丹麦在格陵兰安全事务上的自主权被实质性限制。尼尔森宣称“自决权被承认”,但格陵兰在协议谈判中的参与是程序性的,不是决定性的。

这份协议的模糊性——“控制”与“主权”的并存,“排斥”与“合作”的交织,“参与”与“决定”的差距——不是缺陷,而是特性。模糊性使三方都能宣称胜利,使协议能够在分歧中达成。但模糊性也意味着协议的执行将取决于各方对模糊条款的解释。丹麦《基督教日报》的警告——“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尤其要警惕他突然要求修改条款或声称协议包含实际不存在的内容”——不是无的放矢。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模糊性的解释权最终倾向于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协议签署了,协议的含义仍在争夺之中。

三、各方对协议的评估与反应

2026年9月22日的签字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分别面对记者。三人站在同一讲台上,说着同一份协议,却传递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特朗普说协议赋予美国“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的主权”,尼尔森说协议“承认格陵兰的自决权”。三种叙事同时存在,同时“正确”——在法律文本的模糊地带中,每一方都找到了自己可以宣称“胜利”的措辞。

但“胜利叙事”的主观性,恰恰暴露了协议的实质。如果一份协议需要三方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才能“满意”,那么它的“满意”本身就是脆弱的。特朗普的“永久控制”与弗雷泽里克森的“主权尊重”之间,尼尔森的“自决权承认”与协议中“格陵兰必须继续遵守协议”的条款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张力。这些张力不会因为签字仪式的结束而消失,它们只是被推迟到了协议的执行阶段。

(一)特朗普的“胜利”叙事与AI幻象

1.“永久安全控制”的宣称

特朗普对协议的核心叙事,在签字前就已经定型。9月18日,他在Truth Social上发帖称,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完全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美国关切”。

“永久控制”这一措辞的选择,是特朗普叙事的核心特征。他没有说“扩大准入”,没有说“加强合作”,没有说“安全安排”。他用的词是“控制”——一个单方面的、支配性的概念。“永久”则排除了任何时间限制和重新谈判的可能性。特朗普的叙事将协议定性为一次权力的永久性转移:美国获得了对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特朗普在签字后的补充表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他在联大演讲中宣称:“我们将永远拥有完全的能力,在格陵兰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以保障和捍卫格陵兰的安全,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任何必要的事情”这一表述的开放性是无限的。它没有界定“必要”的标准,没有规定“必要”的审查机制,没有限制“必要”的范围。在特朗普的叙事中,美国在格陵兰的行动自由是绝对的。

特朗普还宣布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我们将立即开始在格陵兰适当地区发展大型军事存在的进程。我们将建造两个非常重大的军事基地。”“适当地区”的模糊性与“立即开始”的紧迫性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不需要等待丹麦和格陵兰的批准程序完成,不需要等待协议的正式生效,不需要与格陵兰方面协商基地的具体位置。特朗普的叙事中,行动已经开始,而法律程序只是形式。

2.“购买不在考虑之列”的表态矛盾

在签字当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说了一句令观察者困惑的话:“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

这一表态的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在同一次公开活动中,一方面宣称协议赋予美国“永久控制权”,另一方面宣布“购买不在考虑之列”。如果协议已经给了美国“想要的一切”,那么“购买”确实不再必要——协议就是购买的替代方案。但特朗普没有解释:如果“永久控制”已经通过协议实现,那么“购买”与“控制”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主权在这两种安排中的地位有何不同?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对“购买不在考虑之列”的解读更为冷静。他们认为,这一表态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格陵兰的野心,它只意味着购买这一具体形式被放弃了,因为协议已经提供了购买所能提供的核心内容——安全控制和战略准入——而不需要承担购买的政治代价(主权变更、国际法争议、联盟裂痕)。特朗普的“购买不在考虑之列”不是“目标改变”的信号,而是“工具优化”的确认。

3.社交媒体AI图像的“幻想政治”

特朗普对协议的“胜利”叙事,在社交媒体上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强化。2026年9月初——协议签署前两周——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布了数十条帖子,其中大量是AI生成的图像。这些图像描绘了一个虚拟的“大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全部领土被美国国旗覆盖;霍尔木兹海峡被标记为美国领土;新墨西哥州被更名为“新美国”;月球照片上写着“月球是我们的”。

这些AI图像的政治功能不是“政策宣示”——特朗普没有、也不能通过社交媒体“吞并”任何领土。它们的功能是制造“幻想政治”:通过视觉上的领土扩张,将荒诞正常化。当格陵兰被美国国旗覆盖的图像反复出现时,“格陵兰是美国的”就从“一个主张”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看到的事实”。视觉的重复使不可能的变得可想象的,使可想象的变得似乎合理的。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AI图像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投射强势领导人形象”的策略,目的是“凝聚MAGA支持者”。但国际受众对这些图像的解读与国内受众不同。对格陵兰人而言,美国国旗覆盖格陵兰的图像不是“强势领导”的展示,而是吞并意图的视觉证据。对丹麦人而言,这些图像强化了“特朗普不尊重丹麦主权”的认知。对欧洲盟友而言,这些图像加深了“美国不可预测”的忧虑。特朗普的“幻想政治”在国内是动员工具,在国际是信任腐蚀剂。

(二)丹麦的“满意”与警觉

1.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高兴但警惕”

丹麦议会对协议的评估,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双重性:公开层面的“满意”与私下层面的“警惕”并存。

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在协议签署后的表态,被多家媒体概括为“高兴但警惕”。这一表述的精确性在于它同时捕捉了丹麦政治的两个层面。“高兴”的是,丹麦避免了最坏的结果——公开的吞并和联盟的公开分裂。协议承认了丹麦的主权,确认了格陵兰的自决权,保留了北约框架。丹麦没有“输”。“警惕”的是,协议的执行将取决于特朗普如何解释其模糊条款。丹麦《基督教日报》的警告并非无的放矢:“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尤其要警惕他突然要求修改条款或声称协议包含实际不存在的内容。”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协议签署后的表态,坦率地承认了谈判的结构性困难。他说:“美国人开始的地方和我们结束的地方不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美国最初的要求(购买或吞并)没有得到满足,但美国最终接受的安排(安全控制扩展)仍然是实质性的。拉斯穆森的表述没有宣称“丹麦赢了”,他只是说双方的起点不同,而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

2.“小国也能与美国谈判”的叙事建构

丹麦对协议的公开叙事,被精心建构为一个“外交胜利”的故事。查塔姆研究所的分析文章将这份协议描述为“丹麦在霸凌时代运用经典外交艺术战胜胁迫的大师课”。文章指出,丹麦使用软实力来“孤立霸凌者”并“呼吁游戏规则”,最终将争端从聚光灯下移开,通过“解决美国潜在利益而非特朗普不可接受的公开立场”来实现协议。

这一叙事的核心主题是:小国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捍卫自身利益。丹麦没有军事力量来“阻止”美国,没有经济杠杆来“惩罚”美国,没有外交筹码来“孤立”美国。丹麦有的是:法律(主权和自决权的国际法原则)、联盟(北欧和欧洲国家的声援)、道义(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和自决权的规范性力量)。丹麦运用这些非对称工具,将格陵兰问题“法律化”和“联盟化”,使美国不能像对待没有国际支持的小国那样单方面施压。

但“小国胜利”叙事有其脆弱的根基。丹麦没有“赢得”与美国的对抗——这是不可能的。丹麦避免了最坏结果,但代价是接受了美国在格陵兰安全事务上的实质性主导。协议保留了丹麦的主权形式,但限制了丹麦在格陵兰安全和经济核心领域的自主权。丹麦可以说“我们捍卫了主权”,但不能说“我们阻止了美国的控制”。“小国胜利”叙事的政治功能是维护丹麦的国内共识和国际形象,但不能掩盖权力不对称的现实。

3.对特朗普可能“改变路线”的持续担忧

丹麦对协议最深层的担忧,不是协议内容的缺陷,而是特朗普可能不遵守协议。这一担忧的根源在于特朗普的行为模式:他在外交协议上的不可预测性是有历史记录的。丹麦官员清楚地记得,在美沙核能协议签署后,特朗普“第二天就宣布改变关键条款”。这一记忆使丹麦对任何与特朗普达成的协议都保持警惕。

丹麦《基督教日报》的警告直接指向了这一担忧:“特朗普可能会突然要求修改条款或声称协议包含实际不存在的内容。”这一担忧的具体表现是:特朗普可能单方面扩大对协议中“永久控制”和“安全及其他需求”的解释,将模糊条款转化为实质性的控制;特朗普可能拒绝接受丹麦和格陵兰议会批准程序的延迟,重新启动关税威胁;特朗普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宣布协议“不够”,要求新的安排。

丹麦的应对策略是将协议“制度化”:尽快完成批准程序,尽快建立执行机制,尽快使协议成为既成事实。协议的批准需要丹麦议会和格陵兰议会的同意。丹麦希望在特朗普改变主意之前,锁定协议的法律效力。但锁定一个由特朗普签署的协议,是否能够锁定特朗普本人的行为,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三)格陵兰的复杂接受

1.尼尔森对“自决权被承认”的强调

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对协议的公开叙事,聚焦于一个核心成就:自决权的承认。

尼尔森在签字后表示:“该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我们也被视为北极共同安全的一部分。”他在与弗雷泽里克森的联合记者会上进一步阐述:“格陵兰维持了它的原则,它的红线被尊重了。”这一表述的政治功能是向格陵兰国内受众证明:自治政府没有“出卖”格陵兰。

“红线被尊重”这一表述的具体含义是:协议没有改变主权归属,没有要求格陵兰“加入”美国,没有剥夺格陵兰的自决权。在格陵兰社会85%反对加入美国的背景下,尼尔森需要向格陵兰人证明:协议不是“吞并”的伪装,而是在压力下争取到的次优选择。

但尼尔森的叙事也包含了 坦率的承认。他说:“我们需要在国内重建信任,这需要时间。”这一表述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认了信任的缺失。格陵兰人没有被征询意见,没有参与公投,没有看到协议给他们带来的具体利益。协议在法律上是“三方”的,但在格陵兰人的感受中,它可能是“美国强加的”。尼尔森的“重建信任”表述,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格陵兰社会真实情绪的回应。

2.对美军重返旧基地的当地不安

协议允许美国在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新的防御区。这两个地点不是随机选择的——它们是冷战时期美国军事设施的旧址。

纳萨尔苏瓦克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是美国在格陵兰南部的主要后勤枢纽,拥有深水港和机场。该基地在1950年代就已关闭,当地常住人口从数千人骤降至几十人。梅斯特斯维同样在冷战期间被美国使用,后移交丹麦。美国重返这些旧址的计划,在格陵兰当地引发了不安。

这种不安的根源是多重的。第一,美国在格陵兰的历史军事存在留下了未清算的环境债务。丹麦《政治报》的调查显示,美国在36个前军事设施所在地留下了数千吨危险废物和数百万升弱放射性水。格陵兰人记得这些污染,担心美国重返会带来新的环境风险。第二,美国军事存在的扩展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员、更多的军事活动、更多的安全限制。格陵兰的自治空间可能因此被进一步压缩。第三,协议的模糊条款——“适当地区”“所有其他需求”“无限制通行”——为美国未来的行动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格陵兰人不确定这些条款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担心它们会被扩大解释。

3.纳萨尔苏瓦克居民的“不确定”与担忧

纳萨尔苏瓦克居民的担忧,在格陵兰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分量。纳萨尔苏瓦克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它是格陵兰人生活的地方。

纳萨尔苏瓦克目前是一个小定居点,人口约几十人。居民依赖渔业、狩猎和有限的服务业为生。美国重返纳萨尔苏瓦克建立军事基地的前景,对当地居民而言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基地的建设可能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但也可能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限制传统生计活动、引入外部人口和文化冲击。

格陵兰前外长莫茨费尔特在协议签署前的警告,直接指向了这种不确定性。她说:“当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争结束时,特朗普会回来,俄罗斯也会转向北极。”这一表述将格陵兰的未来置于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周期中:当前的“平静”是暂时的,大国竞争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纳萨尔苏瓦克居民的“不确定”不是短期的焦虑,而是对长期地缘政治趋势的理性预判。

(四)欧洲与北约的有限认可

1.北约在北极安全中角色的强化

北约对协议的官方反应是欢迎。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更强安全对欧洲和北美都至关重要”。北约发言人称协议将“帮助推进这一关键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

这一“欢迎”的实质是北约在北极安全中角色的强化。协议明确支持“更强的北约在北极的参与,包括规划、存在、演习和联合情报搜集”。北约不是协议的缔约方,但协议将北约纳入了格陵兰安全架构的核心。这一安排对北约而言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认了北约在北极安全中的合法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它使北约承担了执行协议的责任——如果协议的实施引发争议,北约将被卷入其中。

北约的“欢迎”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北约在格陵兰安全中的角色,是美国单边控制的“联盟化包装”,还是真正的多边安排?协议中“支持更强的北约参与”的措辞是方向性的,而非操作性的。北约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参与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这些具体问题协议没有回答。北约的“欢迎”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推迟了它们。

2.欧洲盟友对“危机过去”的谨慎欢迎

欧洲盟友对协议的反应,呈现出一种谨慎的欢迎。

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称协议是“跨大西洋合作和北极安全的积极一步”,强调它“植根于对主权、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自决权的尊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协议“加强了北约伙伴关系和高北地区的安全”。这些表态的共同特征是:欢迎协议的结果(危机避免),强调协议的原则(主权尊重),但回避协议的实质(美国控制扩展)。

欧洲的“谨慎欢迎”反映了一种深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欧洲需要协议成功——如果协议失败,格陵兰问题可能重新升级,跨大西洋关系可能再次陷入危机,北约的内部裂痕可能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欧洲不能完全接受协议的实质——如果协议意味着美国单方面主导格陵兰安全事务,欧洲在北极的发言权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欧洲的“谨慎欢迎”是在“希望协议成功”和“担心协议后果”之间的微妙平衡。

3.对特朗普“下一个目标”的隐忧

欧洲对协议最深层的忧虑,不是协议本身,而是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

特朗普在协议签署前发布的AI图像——加拿大、格陵兰、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国旗覆盖,月球被标记为“美国领土”——不是孤立的社交媒体噱头。它们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土扩张议程的视觉表达。如果特朗普在格陵兰“成功”——通过协议获得了安全控制,避免了公开吞并的代价——那么同样的模式可以被复制到其他目标。加拿大、巴拿马运河、甚至欧洲的某些战略资产,都可能成为“安全协议” 的对象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分析直接指出了这一风险:如果美国可以通过“安全协议”对盟友的领土施加实质性控制,那么北约的主权平等原则就被实质性地削弱。欧洲需要为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做准备——建立欧洲的北极能力,加强欧洲与格陵兰的经济联系,预先承诺对“占领牟利者”的制裁。这些预防性措施的逻辑是明确的:格陵兰协议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范式的开始。如果这个范式被接受为“正常”,那么国际秩序中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规范就被实质性地改写了。

小结:四种叙事,一个模糊的协议

2026年9月22日的安全协议,在四方(美国、丹麦、格陵兰、欧洲/北约)的评估中,呈现出四种截然不同的叙事。

特朗普的叙事是“永久控制”和“美国胜利”。他获得了 军事存在的实质扩展,获得了第三方排斥的制度化,获得了一个可以宣称“胜利”的政治成果。

丹麦的叙事是“主权捍卫”和“外交胜利”。它保留了主权的法律形式,避免了公开的吞并,维护了联盟的表面团结。但“胜利”的代价是接受了美国在格陵兰安全事务上的实质性主导。

格陵兰的叙事是“自决权承认”和“原则坚守”。它获得了程序性的 参与地位,确认了自决权的存在,但承认了信任重建的长期困难。格陵兰没有“赢”,但它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欧洲/北约的叙事是“危机避免”和“谨慎欢迎”。它们欢迎协议的结果,强调协议的原则,但回避协议的实质,担心协议的先例。

四种叙事共存于同一份协议之上。协议的模糊性使这种共存成为可能。但模糊性的代价是执行的不确定性。协议签署了,含义仍在争夺之中。争夺的结果将取决于谁拥有解释权,而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解释权最终倾向于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格陵兰协议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新阶段中,格陵兰的未来、丹麦的主权、北约的团结、跨大西洋关系的性质,都将在协议的模糊地带中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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