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二)
  日期 2026-10-27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10月25日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为切口,在中美俄欧战略博弈的框架下,剖析武契奇十四年执政终结的多重成因、学生名单胜选的策略逻辑,以及贝尔格莱德权力转移对巴尔干地缘格局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报告全文15万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2026武契奇败选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7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一章

中美俄欧战略大博弈视角下的塞尔维亚选举

塞尔维亚2026年的政权更迭,在中美俄欧四方博弈的棋盘上究竟占据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从选举本身出发,而必须先从巴尔干这个地区在大国战略认知中的位置变化说起。一个地区的“价值”不是固定的地理常量,而是被行为体的利益排序和威胁感知所不断重新定义的变量。巴尔干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的正是一次这样的重新定义:从冷战后长期被视作“欧洲的附属问题”和“一体化进程的慢班生”,转变为四方竞争的一个前沿场域。塞尔维亚的选举之所以具有超出国界的意义,恰恰是因为它发生在这个重新定义的进程之中,而非之前或之后。

一、巴尔干在大国战略棋盘上的位置重估

(一)从“欧洲边角料”到“竞争前沿”:巴尔干地缘价值的再发现

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巴尔干在西方战略认知中的位置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善后。1990年代的战争、2000年代的制度重建、2010年代的入盟进程,构成了一个以“欧洲化”为单一主轴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中,巴尔干的问题被视为欧洲的问题,解决方案也被委托给欧洲的制度工具——欧盟扩员、北约东扩、以及一系列以“国家建构”为名的国际干预。美国在波黑的代顿体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总体上将巴尔干视为一个可以由欧洲盟友主导管理的区域。俄罗斯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的姿态虽然引人注目,但其在巴尔干的实际影响力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持续衰减。中国则几乎完全缺席。

到2025至2026年,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可以被清晰辨识的变化。变化的驱动力不是巴尔干本身发生了什么——尽管选举和抗议构成了变化的触发点——而是四方各自对巴尔干的认知框架发生了位移。美国不再将巴尔干视为一个已经“解决”的欧洲问题,而是将其纳入大国竞争的全球布局;欧盟在扩员停滞多年后重新发现了西巴尔干的战略价值,但这一发现混杂着对俄罗斯影响力和中国存在的警觉;俄罗斯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条件下,将塞尔维亚的象征性站位视为其在欧洲最后一块不可放弃的阵地;中国则从一个几乎没有政治存在感的经济参与者,变成了一个被明确写入美国立法文件的“恶意行为体”之一。四方认知的变化并不均衡,节奏也不一致,但它们共同产生了一个效果:巴尔干从“善后对象”变成了“竞争场域”。

1.2025—2026年大国对巴尔干关注度回升的若干标志

要判断一个地区在大国战略棋盘上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最可靠的方法不是看声明,而是看资源投入和制度性安排。2025至2026年间,三个几乎同时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巴尔干“再发现”的经验证据。

(1)欧盟—西巴尔干蒂瓦特峰会的战略信号

2025年在黑山蒂瓦特举行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形式上是既有年度对话机制的延续,但在内容和时机上承载了超出例行公事的信号功能。峰会的背景是欧盟扩员政策在经历多年“疲劳期”后的重新激活: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在2026年早些时候的选举中败选,消除了布鲁塞尔在法治和民主规范议题上一个长期存在的内部障碍;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军事行动使西巴尔干的“未定型状态”从一个可以被容忍的模糊地带,变成了一个需要被主动管理的风险来源。

蒂瓦特峰会的具体成果在公开报道中并不以“突破”的形式呈现,但它的战略意义在于确认了一个方向性的转变:欧盟对西巴尔干的政策重心正在从“管理稳定”向“加速整合”倾斜。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体现在入盟条件的操作化方式上。对塞尔维亚而言,这意味着入盟进程的推进将不再能够以“战略模糊”来无限期拖延。武契奇在2026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明确承认,由于塞尔维亚拒绝支持对俄制裁,欧盟五年间没有开启任何入盟谈判的新章节。这一承认的时间点——选举前不到两周——本身就说明,入盟条件与对俄制裁之间的捆绑已经从一个可以被外交辞令掩盖的议题,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可被国内政治辩论引用的硬约束。蒂瓦特峰会没有创造这个约束,但它确认了这个约束的不可回避性。

(2)美国国务院七页巴尔干政策报告的政策权重

2026年5月24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仅七页的关于推动西巴尔干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政策报告。这份文件的篇幅与其政策权重之间形成了值得玩味的反差。大西洋理事会在两周后发布的解读简报中将其描述为“历史性转向”:美国明确宣告“国家建设时代已经过去”,政策重心锚定于战略稳定维护、能源供应链安全及对冲中俄地缘影响力三大核心议程。报告不再将巴尔干视为一个需要外部监护的脆弱地带,而是将其定位为“大国角力的关键舞台”。

这份报告的政策权重来源于两个层面。在立法层面,它的基础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该法案将遏制中俄在巴尔干的影响力从一项政策偏好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法案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协调,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恶意影响”的报告。在操作层面,报告明确将能源供应链安全(尤其是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和基础设施竞争(防范中国通过基建项目扩大影响力)列为优先事项。这意味着美国对巴尔干的介入方式正在从以价值观输出和制度建构为核心的“规范性工具”,转向以能源、基建、安全合作为核心的“交易型工具”。对于塞尔维亚而言,这一转变的含义是具体的:美国不再仅仅关心塞尔维亚的民主质量,而是关心塞尔维亚的天然气从哪来、铁路谁修的、导弹谁卖的。

(3)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关于俄美巴尔干沟通渠道的公开确认

2026年1月20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年度外交工作总结发布会上确认,俄罗斯正在就巴尔干问题与美国进行接触,美方“也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具体成果”。这一表态的时机和措辞都值得细读。在俄乌冲突持续、俄美关系处于冷战以来最低点的背景下,巴尔干成为两国少数几个仍保持沟通渠道的议题领域之一。拉夫罗夫选择公开确认这一渠道的存在,而非秘密外交,说明莫斯科有意将“俄美在巴尔干有对话”这一事实本身作为一种战略信号释放。

这个信号的功能是双重的。对西方而言,它暗示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存在是一个美国不得不与之对话的现实,而非一个可以被忽略或边缘化的问题。对塞尔维亚而言,它传递的是一层更微妙的信息:莫斯科在巴尔干问题上有直接与美国沟通的渠道,贝尔格莱德不必——也不应该——将自己视为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代理人。然而,拉夫罗夫同时承认接触“尚未带来具体成果”,这暴露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影响力投射的结构性限制:它能够制造对话的必要性,但缺乏将对话转化为有利于自身的结果的杠杆。这种“有渠道、无成果”的状态,恰恰是俄罗斯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处境的缩影。

2.巴尔干何以成为中美俄欧竞争的“交汇点”而非“缓冲带”

“交汇点”与“缓冲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地理,而在于行为体的行为逻辑。缓冲带的前提是各方存在默契:将某个区域排除在直接竞争之外,以降低冲突风险。交汇点的特征恰恰相反:各方都认为在该区域施加影响是必要的,且不认为这种施加会触发不可承受的升级。巴尔干在2025至2026年间从前者向后者滑移,其驱动力来自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叠加。

(1)能源通道与基础设施竞争的叠加

巴尔干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能源从东向西、从南向北输送的天然走廊。俄罗斯天然气经土耳其溪管道进入巴尔干,分岔通往塞尔维亚、匈牙利和波黑塞族共和国。这一通道在2022年之前主要是一个商业安排,但在北溪管道被毁、乌克兰过境协议终止后,其战略价值急剧上升。对俄罗斯而言,土耳其溪—巴尔干支线是其对欧洲能源影响力的最后一条物理通道;对欧盟而言,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对这条通道的依赖是“去俄化”议程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死角;对美国而言,推动巴尔干国家能源来源多元化——液化天然气终端、阿塞拜疆气源、地中海东岸天然气——是削弱俄罗斯杠杆的直接手段。

基础设施竞争则沿着另一条轴线展开。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基建存在——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萨瓦河新桥、“多瑙走廊”快速路——在功能上是经济发展项目,在地缘政治上则被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解读为中国在中东欧经济影响力的物理锚点。2026年5月的美国政策报告明确将中国在巴尔干的基建投资列为需要“防范”的影响力扩张方式,并使用了“低价中标、成本超支、实际成本大幅上升”的叙事框架来消解中国项目的合法性。能源通道与基础设施竞争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叠加,产生了一个效果:巴尔干的每一段管道、每一公里铁路都同时承载着经济功能和战略信号。这种叠加使该地区从“可以被委托给某一方管理的空间”变成了“需要被多方同时争夺的空间”。

(2)安全架构的未定型状态:北约扩员的未完成性与俄塞军事纽带的存续

巴尔干的安全架构在2026年处于一种部分定型、部分悬置的状态。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是北约成员国,波黑在制度上处于半国际托管状态且其北约成员资格因塞族实体的反对而停滞,科索沃的安全由北约驻科部队(KFOR)维持但其国家地位不被塞尔维亚和若干欧盟成员国承认。塞尔维亚本身是军事中立国,参与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框架,但不在北约之内。武契奇在选举前的一次采访中描述了这一处境的物理维度:“我们被完全包围了,周围都是已经是或想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包括萨拉热窝的政界人士,而北马其顿、克罗地亚、黑山、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北约成员国。”

这种未定型状态之所以构成竞争的“交汇点”而非“缓冲带”,在于它同时为四方提供了介入的入口和拒绝退出理由。对北约而言,塞尔维亚的军事中立是一个未完成的议程,但强行推动其加入在民意层面面临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塞尔维亚民间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长期低于10%。对俄罗斯而言,塞尔维亚的军事中立是一个需要维护的现状,但维护的手段极其有限:俄罗斯无法为塞尔维亚提供任何可信的安全保障,而塞尔维亚的军事装备体系却在同时向中国和西方开放。中国向塞尔维亚出售CM-400AKG超音速空对地导弹,使塞尔维亚成为该型武器在欧洲的首个用户。这一交易在功能上提升了塞尔维亚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在地缘政治上则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发出了一个信号:塞尔维亚的军事技术选择并不限于西方或俄罗斯。安全架构的未定型状态,因此不是一种可以被“解决”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各方都有动机维持其模糊性、同时又都试图在其中扩大自身存在的持续状态。

(二)四方博弈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不同利益排序

将“四方博弈”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对象,容易掩盖一个关键事实: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利益排序并不相同,它们各自追求的“最低目标”和“最高期待”之间存在显著落差。武契奇“等距外交”之所以能够运行十四年,恰恰是因为他的政策同时满足了四方各自的最低目标,而各方对最高期待的实现都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理解这种利益排序的差异,是理解选举后各方反应及其后续策略的前提。

1.欧盟:入盟进程作为治理输出工具与稳定性锚点

欧盟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利益排序是最清晰的,也是最制度化的。它的最低目标是塞尔维亚不成为地区不稳定的来源,最高目标是塞尔维亚完成民主转型、对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最终解决科索沃问题。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入盟进程是欧盟唯一拥有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杠杆。

(1)欧盟对塞尔维亚“去俄罗斯化”的期待与耐心限度

欧盟对塞尔维亚的“去俄罗斯化”期待,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操作化转变。在武契奇执政的大部分时期,这一期待以“渐进对齐”的形式表达:欧盟在年度扩大报告中批评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与欧盟共同立场的一致性不足,但并未将制裁俄罗斯设定为开启新谈判章节的硬性前提。这一模式在2025年底之前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允许双方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塞尔维亚在口头上承诺欧洲道路,在行动上维持对俄关系,欧盟则在批评的同时保持入盟进程的技术性推进。

这一默契的破裂可以从两个时间点来定位。第一个是2025年底,塞尔维亚期待欧盟开启入盟谈判第3集群(涵盖媒体、税收、社会政策、教育等章节),但此事“至今尚未发生”。武契奇在2026年10月承认,他当时就警告同僚,由于塞尔维亚拒绝支持对俄制裁,这一进展不会发生。第二个是2026年5月,武契奇公开表示,因拒绝支持对俄制裁和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欧盟五年间没有开启任何入盟谈判的新章节。将这两个时间点与蒂瓦特峰会的战略信号并置,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欧盟对塞尔维亚的耐心限度在2025至2026年间从“容忍模糊”转向了“要求选择”。这一转变的驱动力不是塞尔维亚的行为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是欧盟自身在匈牙利变局后获得了推动西巴尔干“民主化”的新政治动力,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行动使“对俄制裁”从一个外交政策议题上升为一个价值观忠诚度测试。

然而,欧盟的杠杆存在一个内在限制:它能够阻止塞尔维亚获得入盟进程的进展,但无法强制塞尔维亚做出它不愿做出的选择。拒绝开启谈判章节是一种消极权力,其效力依赖于塞尔维亚对入盟的渴望程度。当武契奇将“不制裁俄罗斯”作为一项具有国内政治价值的立场来维护时,欧盟的消极权力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选举后的新政府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计算:一个缺乏执政经验、急需外部合法性背书的政府,对入盟进展的渴望程度远高于武契奇在执政后期对入盟进展的渴望程度。这意味着欧盟的杠杆在新政府身上可能比在旧政府身上更有效——但前提是新政府能够维持足够的内部稳定来承受制裁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成本。

(2)入盟条件中“对俄制裁”议题的政治化

对俄制裁从一个技术性的外交政策对齐问题上升为入盟进程中的核心政治条件,其机制值得仔细拆解。欧盟的入盟谈判以“章节”为单位,第31章涵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求候选国逐步与欧盟的立场和声明保持一致。在2022年之前,这一章的执行在实践上具有弹性:候选国在个别声明上的偏离通常不会导致谈判的全面停滞。但在2022年之后,随着欧盟对俄制裁体系的扩展,第31章的执行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权重。武契奇的表述是准确的:“他们在第31章里把完全与欧盟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设定为现阶段的条件。对俄实施制裁,成了加入统一市场、实现边境开放的前提,而这发生在取得成员国身份之前。”

这一变化的实质是将一个原本属于“入盟后对齐”的议题前移到了“入盟前条件”的位置。在标准入盟逻辑中,候选国在谈判过程中逐步调整国内法律和政策以符合欧盟规范,但外交政策的一致性通常被视为一个在成员国身份获得后才会完全实现的长期目标。将对俄制裁前移为入盟前条件,意味着欧盟将一个具有高度国内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嵌入了一个以技术性改革为名义的进程中。对塞尔维亚而言,这制造了一个难以调和的两难:制裁俄罗斯将在国内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超过六成民众反对制裁),而不制裁则意味着入盟进程的实质性停滞。武契奇在十四年间通过将这一议题悬置来管理这个两难,但悬置的空间在2025至2026年间被欧盟的条件化操作压缩到了近乎消失的程度。

2.美国:从“欧洲问题”到“中俄竞争场域”的认知转变

美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利益排序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了一次可以被清晰追溯的重新定义。在此之前,巴尔干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大致属于“欧洲的附属问题”,由欧盟主导处理,美国的介入主要集中在波黑的制度安排和科索沃的安全保障上。这一认知在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及其包含的《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中发生了转变。

(1)《国防授权法案》涉巴尔干条款的约束性影响

《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的核心内容在导论和本章第一节中已有涉及,但需要在此处强调的是其约束性特征。该法案不是一份政策声明,而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文件。它将腐败定性为“西巴尔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并将其上升至“安全问题”的高度。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生效后90天内对涉及西巴尔干腐败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同时,它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协调,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恶意影响”的报告。

这些条款的约束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行政层面,它们为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工具设定了一个法律框架,使行政部门的对塞政策不再能够完全基于双边关系的短期考量来自由裁量。即使特朗普本人对武契奇持有个人好感,法案设定的报告义务和制裁机制仍然构成了一种制度性压力。在信号层面,法案的通过向贝尔格莱德和该地区其他首都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国会对巴尔干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党派政治。民主党众议员威廉·基廷的评论——“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或一个总统的问题”——准确地概括了这种制度化的关注。

(2)“深层政府”叙事与特朗普时期政策连续性的断裂

武契奇在败选后将失败归咎于“美国深层政府”的干预。这一叙事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的功能是明确的:它为败选提供了一个不损害核心支持者自尊的解释,同时为前进党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名进行政治反攻保留了话语空间。但如果将其作为分析美国对塞政策的框架,则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在2025至2026年间呈现出的特征不是“深层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的对立,而是行政部门的相对沉默与立法/智库层面的活跃之间的分裂。特朗普政府在5月提交的七页政策报告在语调上是克制的,它没有使用“民主倒退”之类的规范性语言,而是以“稳定与互利伙伴关系”为框架。但这份报告的执行却依赖于一个由国会立法、智库分析和地区行为体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大西洋理事会在报告发布后两周内就组织了专题解读,将报告的内涵操作化为具体的政策优先事项。这种“行政克制、制度活跃”的模式,使得美国对塞政策具有一种武契奇难以应对的特征:它没有一个可以被谈判或施加个人影响的单一决策中心。武契奇擅长的是与具体的人打交道——与普京的个人关系、与默克尔的务实合作、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商业往来。面对一个由法律授权、报告义务和智库网络构成的制度性压力结构,他的个人外交技艺失去了着力点。

3.俄罗斯:能源杠杆、历史叙事与“塞尔维亚作为支点”的战略想象

俄罗斯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利益排序是四方中最具情感色彩、也最受结构性限制的。它的最低目标是塞尔维亚不加入对俄制裁阵营、不加入北约,最高目标是塞尔维亚成为一个在巴尔干地区抵制西方一体化、与俄罗斯保持紧密政治和安全联系的支点。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俄罗斯拥有的工具是有限的:能源价格、历史叙事、外交支持和军事技术合作。这些工具在维持塞尔维亚的“友好中立”上是有效的,但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反西方盟友上则远远不够。

(1)俄气对塞能源结构的支配性地位(约占需求四分之三)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优惠价格供应塞尔维亚约四分之三的天然气需求,协议已延长至2026年底。这一能源关系是俄罗斯对塞尔维亚影响力的最切实的基础,也是武契奇在面临欧盟制裁压力时最难以摆脱的约束之一。俄气的优惠价格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能源价格波动的欧洲,一个低于市场价的长期供应协议意味着塞尔维亚的工业成本和家庭供暖支出维持在可承受的水平。

然而,能源杠杆的效力存在一个被低估的时间维度。协议延续至2026年底,意味着新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内不会面临立即的天然气短缺或价格冲击。但这同时意味着2027年将成为一个关键节点:协议续签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对俄制裁立场挂钩。俄罗斯在2027年是否愿意以同等优惠条件续签,将取决于新政府在对俄政策上的实际走向。这一时间差为新政府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可以在2026至2027年间逐步探索替代气源的可行性,同时避免在执政初期就触发与俄罗斯的能源对抗。但这个窗口是有限的,而替代气源——阿塞拜疆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容量、液化天然气终端接入、地中海东岸气田的开发——在技术和商业层面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形成对俄气的实质性替代。

(2)克宫对武契奇“建设性作用”的定性及其隐含的失落

俄罗斯官方对武契奇的评价在选举前后呈现出一种值得细读的克制。普京在2025年塞尔维亚国庆日的贺电中高度赞赏贝尔格莱德的“平衡外交政策路线”,并称塞尔维亚为“重要且可靠的伙伴”。选举结果明朗后,佩斯科夫的表态是“希望在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力量能建设性地对待进一步发展对俄关系问题”,扎哈罗娃则表示“俄方希望塞尔维亚领导层将保持迄今已形成的良好势头”。这些措辞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没有对武契奇的失败表达遗憾或批评胜选者,而是以一种近乎程式化的外交语言呼吁“延续合作”。

这种克制反映的是俄罗斯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结构性弱势,而非战略自信。克宫清楚地知道,它对塞尔维亚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接近于零。公开批评胜选者只会加速新政府向西方靠拢,而表达遗憾则可能被解读为对塞尔维亚内政的干涉。因此,“建设性”成为唯一可用的措辞:它既保留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又不为新政府提供疏远俄罗斯的借口。但这种克制也隐含着一层失落:武契奇是欧洲为数不多的、与普京保持着定期高层接触的领导人,他的下台意味着俄罗斯在欧洲政治版图上失去了一个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节点。扎哈罗娃在2026年6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关于塞尔维亚正被“毫不客气地、用压力拖着”走向与俄罗斯对抗的言论,在四个月后的选举结果面前,读起来像是一份提前写好的悼词。

4.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合作与“不干涉”原则的张力

中国在四方中是介入塞尔维亚最晚、但经济存在增长最快的。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利益排序在公开表述中始终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但其规模和性质已经使“纯经济”的框架难以维持。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中方累计在塞投资73亿欧元。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萨瓦河新桥、“多瑙走廊”快速路等项目构成了中国在中东欧基础设施布局中最密集的节点群。这些项目在功能上是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在地缘政治解读中则被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视为中国影响力的物理载体。

(1)塞尔维亚作为中国在中东欧基础设施布局的关键节点

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基础设施存在具有几个区别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特征。第一是项目的集中度:塞尔维亚是西巴尔干地区中国基建项目最密集的国家,从铁路到公路到桥梁到能源设施,覆盖了多个领域。第二是政治关系的紧密性:中塞关系被双方表述为“铁杆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第三是军事技术合作的突破性:CM-400AKG导弹的出售使塞尔维亚成为中国超音速空对地武器在欧洲的首个用户。这三个特征的叠加,使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存在具有了一种超出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可见性。

这种可见性在2026年5月的美国政策报告中被明确标记为需要“防范”的对象。报告指责中国通过“贸易、国家支持贷款、贿赂、宣传和精英层伙伴关系”扩大影响力,并特别提到中国企业“以低价中标,随后才暴露成本超支和项目延误”。无论这些指控的经验基础如何,它们的功能是清晰的:将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从一项双边事务转化为一项多边安全议题。对于塞尔维亚的新政府而言,这意味着对华合作将不再能够被简单地作为“经济发展”来管理,而必须在一个由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共同设定的“去风险”框架中加以权衡。

(2)中国武器出口(CM-400AKG导弹)所引发的地区安全感知变化

CM-400AKG交易是一个值得单独分析的案例,因为它揭示了塞尔维亚“等距外交”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一个内在矛盾。从功能角度看,这笔交易提升了塞尔维亚空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CM-400AKG射程可达400公里,使塞尔维亚的米格-29机队获得了此前只有重型战斗机或轰炸机才具备的对地打击能力。从政治角度看,它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塞尔维亚愿意在军事技术领域将中国视为一个可信的供应方,这在欧洲国家中是罕见的。但这一交易的地区安全效应是复杂的。克罗地亚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公开指责这笔采购“威胁地区稳定”并“试图改变军事平衡”。这一反应与其说是对导弹技术参数的评估,不如说是对塞尔维亚军事选择方向的政治解读:一个从中国购买进攻性武器的塞尔维亚,在克罗地亚和部分西方观察者眼中,正在偏离“欧洲化”的轨道。

中国国防部对此的回应是标准的:“正常的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一表述在技术上是准确的,但它无法消解一个结构性事实:塞尔维亚是欧洲唯一一个同时从俄罗斯(历史装备体系)、中国(导弹、无人机、防空系统)和西方(部分轻武器和通信设备)获取军事技术的国家。这种多重依赖在武契奇时代是一种平衡技艺的体现,但在一个入盟进程可能加速的新政府时期,它将成为一个需要被“清理”的遗留问题。新政府是否愿意、以及是否有能力在军事技术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是中国在塞尔维亚利益排序中需要重新评估的关键变量。

(三)塞尔维亚的“等距外交”为何难以持续

“等距外交”这个标签在描述武契奇的外交实践时被广泛使用,但它实际上掩盖了一个比“等距”更精确的概念:多向对冲。武契奇从未试图在四方之间保持真正的等距离,而是根据具体议题和具体时机,在不同方向上调整倾斜的程度。在入盟议题上向布鲁塞尔倾斜,在能源议题上向莫斯科倾斜,在基建议题上向北京倾斜,在安全议题上向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这种多向对冲之所以能够运行十四年,依赖于三个条件的共同作用:各方的最低目标之间存在足够的重叠空间、武契奇个人拥有在各方之间穿梭操纵的技艺、以及外部环境没有迫使任何一方将“最高期待”转化为“不可退让的条件”。到2026年,这三个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侵蚀。

1.军事中立与欧盟入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塞尔维亚的军事中立与欧盟入盟之间的张力,在武契奇执政的大部分时期被管理而非解决。塞尔维亚在形式上参与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框架,参与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部分民事和军事任务,但其宪法规定的军事中立地位使其无法加入北约,也无法完全对齐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这一张力在入盟谈判中主要体现在第31章(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执行上,但它的政治敏感性远低于对俄制裁议题,因此在武契奇时代并未成为入盟进程的实质性障碍。

然而,军事中立的结构性矛盾在2025至2026年间因两个因素而加剧。第一个因素是欧盟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对候选国安全政策一致性的要求提高。一个军事中立国在欧盟内部并非没有先例(爱尔兰、奥地利、马耳他),但这些国家的中立是在与北约保持紧密伙伴关系、且不对俄罗斯能源存在结构性依赖的条件下维持的。塞尔维亚的中立则与对俄能源依赖和对华军事技术合作叠加在一起,使其在布鲁塞尔眼中的“可信度”低于传统的中立国。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武器出口的政治化。CM-400AKG交易使塞尔维亚的军事中立从一个“不加入联盟”的消极立场,变成了一个“从非西方来源获取进攻性武器”的积极选择。在欧盟和美国的认知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实质性的。

2.对俄制裁问题作为“忠诚度测试”的不可回避性

对俄制裁之所以从一个可以拖延的议题变成不可回避的“忠诚度测试”,其机制在本章前文中已经得到分析。在此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议题对塞尔维亚国内政治的塑造作用。武契奇在选举前反复断言“学生名单”上台就会立即实施制裁,这一叙事的功能不仅仅是攻击对手,更是为他自己十四年的“不制裁”立场赋予政治价值。通过将“不制裁俄罗斯”构建为一项需要勇气和牺牲来维护的国家立场,武契奇将一个受制于结构性约束的政策选择转化为一项具有道德分量的政治遗产。

这一构建的后果是,新政府在任何对俄制裁问题上的松动都将面临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叙事框架的阻击:前进党可以立即将任何制裁措施描绘为“背叛国家利益”和“屈服于外部压力”。这并不意味着新政府不会实施制裁——导论中的判断是,制裁的方向是结构性的——但它意味着制裁的政治成本被武契奇的选举叙事显著抬高了。欧盟的杠杆在新政府身上更有效,但使用这一杠杆的政治代价也比在武契奇时代更高。这是一个欧盟需要面对的反讽:它成功地利用入盟条件推动了对俄制裁议题的政治化,但这种政治化同时也制造了使制裁实施更加困难的国内政治障碍。

3.武契奇个人外交风格与制度性约束之间的张力

武契奇的外交风格在塞尔维亚政治中是一个独特的变量,它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负债。作为资产,他发展出了一套在四方之间穿梭操纵的个人技艺:与普京的定期会面维持了莫斯科的信任,与默克尔和马克龙的务实合作保持了布鲁塞尔的耐心,与中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确保了北京的投资,与库什纳的商业往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为贝尔格莱德争取了难得的关注。这套技艺的核心是将国家间关系个人化:通过建立与关键决策者的私人渠道,在正式制度的缝隙中创造灵活空间。

作为负债,这套技艺的效力完全依赖于一个条件:各方都愿意在正式制度之外与武契奇个人进行交易。当四方中的任何一方将政策重心从领导人之间的交易转向制度性的、法律化的压力工具时,武契奇的个人外交就失去了着力点。美国2026年的《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的制裁机制和报告义务不依赖于总统的个人偏好,而是由国会立法设定并持续运作。欧盟将对俄制裁嵌入第31章的硬性条件,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压力形式。武契奇可以给普京打电话、可以与中国大使共进晚餐、可以与欧洲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但他无法与一份法律文件谈判。当博弈的规则从“领导人之间的交易”向“制度之间的对抗”迁移时,武契奇最擅长的工具就变得不再适用。

这构成了“等距外交”难以持续的最深层原因:它的运行依赖于一个由个人关系主导的国际环境,而2026年的巴尔干正在被四方各自以制度化的方式重新纳入战略规划。武契奇的失败,在国内层面是治理合法性的耗竭,在体系层面则是他的外交技艺与变化了的博弈规则之间的错配。选举结果只是将这种错配以一个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个能够与四方领导人同时保持良好个人关系的政治强人,在一个四方都开始用法律、报告、条件清单和军事技术合作来定义关系的时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持续的资产。塞尔维亚的新政府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任务:不是修复个人关系,而是在一个已经收紧的结构性空间中,找到一个既能够满足四方最低目标、又不触发国内政治崩溃的新的平衡点。这个任务比“等距外交”更难,而非更容易。

二、选举前夜的大国姿态与隐性介入

选举前夜的大国姿态,是整份报告中一个方法论上最为棘手的部分。说它棘手,不是因为缺少材料——恰恰相反,各方在2026年选举前的动作密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塞尔维亚议会选举——而是因为这些动作的性质介于“正常外交”与“隐性介入”之间的灰色地带,任何简单的归类都会损害分析的精度。欧盟在入盟技术层面的操作、美国国会立法与智库活动的并行、俄罗斯在能源合同上的时机选择、以及中国近乎沉默的观察姿态,共同构成了一幅并非协调却彼此叠加的外部环境图景。这幅图景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不是因果性的——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直接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意向——而是条件性的:它塑造了武契奇在竞选最后阶段可供调动的外部资源和政治叙事空间,也塑造了反对派在缺乏传统资源条件下得以维持动员的外部合法性感知。

(一)欧盟的“期待管理”与选举时机的关系

欧盟在塞尔维亚选举前的姿态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有管理的期待。布鲁塞尔清楚地知道武契奇的执政合法性正在经受考验,也清楚地知道一个由学生运动主导的反对派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它的策略不是明确地“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而是通过入盟进程的技术性操作来设定一个参照系:塞尔维亚的未来在欧盟,但这个未来的兑现取决于治理质量和政策对齐。这一策略在选举前的关键考验,是入盟谈判节奏与塞尔维亚选举周期之间的耦合关系。

1.入盟谈判节奏与塞尔维亚选举周期的耦合

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在2026年选举前处于一种被武契奇本人公开确认的停滞状态。在选举前不到两周的一次采访中,武契奇承认,由于塞尔维亚拒绝支持对俄制裁,欧盟五年间没有开启任何入盟谈判的新章节。这一承认的时间点和内容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选举议题:它既是对欧盟压力的公开确认,也是对武契奇“平衡外交”成本的一次自我披露。

这一停滞的具体机制可以从2026年7月的两个事件中得到精确还原。7月7日,欧盟成员国大使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欧盟委员会关于开启塞尔维亚入盟谈判第3集群(涵盖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等八个章节)的建议。保加利亚、荷兰、瑞典、芬兰、比利时、爱沙尼亚、立陶宛和克罗地亚八个国家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复合的:法治、腐败、媒体自由方面的持续关切,以及塞尔维亚拒绝实施对俄制裁。欧盟委员会扩大事务专员科斯在解释建议开启集群的动机时说,这是基于塞尔维亚“最近的积极发展”,包括在制裁规避方面与欧盟的合作、对乌克兰的实质性支持、以及加强与基辅的高层政治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贝尔格莱德应当因其欧洲道路而受到鼓励,理由是欧盟需要一个“强大而民主的塞尔维亚”。

到7月22日,塞尔维亚欧洲一体化部长斯塔罗维奇确认,第3集群的开启问题未被列入欧盟相关机构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会议议程,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实际上被搁置,可能要到8月底才会重新进入讨论。斯塔罗维奇在表态中刻意强调了一个事实:塞尔维亚已经履行了全部承诺,并连续第六次获得欧盟委员会的积极建议,而缺乏开启决定本身“显然表明没有真正的扩员意愿”。这一表述的修辞策略是值得注意的:它将停滞的责任从塞尔维亚的政策选择转移到了欧盟的内部程序上,从而在选举前为武契奇政府提供了一层防御性叙事。

然而,这一叙事的效果被另一个事实所削弱。八个反对国的名单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对塞尔维亚入盟进程的阻碍不再仅仅是“技术性延误”,而是一个由成员国政治意愿构成的实质性障碍。在这八个国家中,克罗地亚的反对具有特殊的分量——一个西巴尔干邻国、一个曾经的战争对手、一个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公开反对塞尔维亚的入盟进展,这一事实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中具有难以被“欧盟内部程序”叙事所消解的象征意义。

欧盟的这一系列操作在选举前创造的效果是双重的。对武契奇而言,入盟停滞既是一个可以被用来证明“西方不公正对待塞尔维亚”的素材,也是一个暴露其“平衡外交”极限的证据。他无法同时主张“塞尔维亚在欧洲道路上前进”和“欧盟五年未开新章节”,而这两个陈述在2026年7月至10月间都是事实。对学生名单而言,入盟停滞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合法性来源:如果旧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入盟的停滞,那么更换政府就成为一个可以被合理期待的替代方案。欧盟没有明确地鼓励这种推理,但它通过将入盟进展与治理质量和对俄制裁挂钩,为这种推理提供了制度性的依据。

2.欧盟对“学生名单”的谨慎态度:期待变革但担忧不确定性

欧盟对塞尔维亚反对派的态度,在选举前可以用“审慎的距离”来描述。布鲁塞尔没有对“学生名单”表达公开支持——这既不符合欧盟对候选国选举的外交惯例,也反映了对新政治力量执政能力的真实不确定。但欧盟的沉默并非中立:它在入盟条件上的持续施压,本身就是在为一个“不同的政府”创造政治空间。

这种审慎态度的根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制度层面,欧盟对候选国选举的处理有一套既定的规范:观察、评估、在结果揭晓后与胜选者接触,但不介入竞选过程。欧盟议会观察团在选举中的存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的评估框架,都属于这套规范的操作化。在政治层面,欧盟对“学生名单”的了解是有限的。它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松散联盟,没有执政记录,没有可预测的政策纲领,在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对俄制裁、科索沃地位、军事中立——上刻意保持模糊。对于一个以“可预测性”为核心价值的官僚机构而言,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然而,这种谨慎并不意味着欧盟在选举前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欧盟委员会在7月对开启第3集群的建议、马克龙关于“欧盟需要强大民主的塞尔维亚”的表态、以及科斯在多个场合关于入盟进程应当继续以“不让塞尔维亚落后于其他西巴尔干候选国”为由的呼吁,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妙的信号结构:布鲁塞尔希望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能够推进,但推进的前提是贝尔格莱德的政策选择发生变化。在选举前夜,这个信号被各方按照各自的利益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对武契奇而言,它是“欧盟在施压但不会抛弃塞尔维亚”的证据。对学生名单而言,它是“改变政策就能改变入盟前景”的暗示。对选民而言,它是一个在投票站中可以被激活的参照点:如果入盟是目标,那么谁更有能力实现它?

(二)美国的双重信号:行政部门的沉默与国会/智库的活跃

美国在塞尔维亚选举前的姿态,是四方中最分裂的。这种分裂不是政策方向的矛盾——行政、国会和智库在“将塞尔维亚纳入西方轨道”这一长期目标上并无根本分歧——而是信号渠道和语调的错位。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公开表态中对武契奇保持了个人化的友善,而国会立法和智库活动则在制度层面持续施加一种不同类型的压力。武契奇在选举前所面对的,不是一支统一指挥的美国力量,而是一个由不同机构、不同时间节奏、不同工具组成的多声道系统。

1.大西洋理事会“巴尔干前进峰会”的政策预热

大西洋理事会的“巴尔干前进”项目在2026年选举前扮演了一个值得仔细分析的角色。这个以“研究员”为名义的项目,在2026年9月组织代表团访问了普里什蒂纳,与科索沃代理总理库尔蒂会面。库尔蒂在会面中强调了与美国“特殊且不可动摇的联盟”,并披露了科索沃在上一个任期内仅在武器系统上就投入了近五亿欧元,主要通过美国的外国军事销售(FMS)和直接商业销售(DCS)项目完成。这一会面的时机——塞尔维亚选举前不到两个月——和地点——普里什蒂纳而非贝尔格莱德——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政策界在巴尔干的“前进”方向,在操作层面与科索沃的安全合作深度是同步推进的。

大西洋理事会在2026年5月美国国务院七页政策报告发布后两周内组织的专题解读,将报告的内涵操作化为具体的政策优先事项:能源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竞争、对冲中俄影响力。这一解读活动的功能不是“制定政策”——政策已经由立法和行政文件设定——而是将政策语言翻译为可操作的行动框架,并将其传播给一个由前官员、现任顾问、智库研究员和地区行为体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在选举前的作用是微妙的:它不直接介入塞尔维亚的竞选,但它通过持续产出分析、组织访问、建立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为选举后的政策接轨做了准备。当学生名单在10月25日获胜时,华盛顿已经有一套现成的、由智库和国会共同构建的政策框架来对接新政府。这套框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武契奇的一种结构性压力:它意味着即使他赢得选举,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轨道也不会回到2017至2020年间那种以领导人个人关系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2.特朗普政府对武契奇态度的复杂性:个人好感与制度性压力的错位

特朗普在选举前对塞尔维亚的公开表态,与国会和智库层面的制度性压力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26年10月初,特朗普在回应关于美塞关系和夏季签署的“战略对话”文件时,用“非常好的关系”来描述两国关系。塞尔维亚媒体对此的解读是高度正面的:库尔尔的报道将特朗普的表态描述为“对塞尔维亚多年来艰难维持的外交政策路线的确认”,并引用外交官和学者的话称,这表明美国将塞尔维亚视为“伙伴”而非“受到压力和国家条件约束的对象”。报道还特别强调,武契奇的“军事中立”和“与各方发展伙伴关系”的政策因此得到了华盛顿的认可。

然而,N1在选举前一周的一篇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画面。该报道指出,尽管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和夏季签署的战略对话备忘录营造了“关系从未如此之好”的印象,但国会层面的制裁威胁和对塞尔维亚民主倒退的持续批评构成了一个并行的压力轨道。这种分裂的实质是:特朗普个人对武契奇的好感——这种好感有其可追溯的来源,包括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塞尔维亚政府的商业往来,以及武契奇对特朗普式强人风格的刻意模仿——在一个由立法设定的政策框架内运作的空间是有限的。《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的制裁机制和报告义务不依赖于总统的个人偏好。即使特朗普本人愿意给武契奇一个“好交易”,国会设定的法律框架和智库网络持续产出的分析也在不断收紧这个交易的空间。

武契奇在选举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个人化善意与制度化压力之间的错位。他擅长的是与具体的人建立关系:与特朗普的女婿、与共和党的个别参议员、与行政部门的特定官员。但2026年的美国对塞政策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由个人关系来管理的领域。当武契奇在竞选中将自己描绘为“能够与世界领导人打交道的人”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他的个人技艺在其中效力递减的结构。特朗普的“非常好的关系”是一句真实的话,但它所描述的关系的性质,与武契奇在2017年访问华盛顿时所理解的那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俄罗斯的克制与焦虑

俄罗斯在塞尔维亚选举前的姿态,是四方中最具内在张力的。莫斯科清楚地知道武契奇是它在欧洲最后一块不可替代的政治阵地,也清楚地知道它对塞尔维亚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接近于零。这种“知道重要但知道无力”的处境,产生了一种被精心管理的克制:公开表态极少,实质性动作集中于一个可以被合理化为“技术性”的领域——能源合同。

1.克宫在选举前的低调姿态及其战略考量

克里姆林宫在塞尔维亚竞选期间几乎没有发表任何直接涉及选举的公开声明。普京没有就塞尔维亚选举发表评论,拉夫罗夫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局势,就连通常在外交议题上最为活跃的扎哈罗娃,在选举前数周内的表态也集中在其他议题上。这种沉默在俄罗斯外交的常规操作中是不寻常的:莫斯科通常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评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机会,而塞尔维亚的选举恰好提供了一个可以被用来构建“西方干涉”叙事的完美场景。

沉默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是效果考量。任何来自莫斯科的公开支持都会被武契奇的反对者和西方媒体立即捕捉,并转化为“俄罗斯干预塞尔维亚选举”的证据,从而在实际上损害武契奇。武契奇本人在竞选中反复强调的“外国代理人”叙事,主要指向的是西方而非俄罗斯,但俄罗斯的公开背书会使这个叙事的对称性变得过于明显,反而削弱其可信度。第二是关系维护。莫斯科需要一个在选举后无论谁获胜都能与之打交道的位置。公开支持武契奇会使新政府在上台之初就面临一个“向俄罗斯屈服还是向西方靠拢”的二元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大概率对俄罗斯不利。沉默则为选举后的接触保留了空间。第三是结构性认知。克宫对塞尔维亚政治的理解是清醒的:武契奇的命运最终由塞尔维亚选民和国内政治结构决定,俄罗斯的公开表态改变不了这一点,只会制造一种“俄罗斯在干涉”的假象,而这对莫斯科没有任何好处。

这种克制在选举结果揭晓后的反应中得到了延续。佩斯科夫在10月26日的表态中使用了精心校准的语言:希望新政治力量理解“与莫斯科合作对贝尔格莱德有利”,俄罗斯“打算继续以各种方式促进与贝尔格莱德关系的发展”,但“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他还特别补充,莫斯科知道武契奇“将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并希望他“即使作为反对派”也能为双边关系做出贡献。这段表态的每一个成分都是经过计算的:它承认了选举结果,没有表达遗憾或批评胜选者,将合作的责任部分转移给了新政府(“探戈需要两个人”),同时保留了对武契奇未来政治角色的期待。这是一种在失去一个友好领导人之后试图维持关系连续性的标准操作,但它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投资,在2026年10月25日遭受了一次无法通过外交辞令来弥补的损失。

2.能源合同续签作为“隐性支持”的信号功能

在公开表态的沉默之下,俄罗斯在选举前唯一一个具有可辨识政治含义的动作发生在能源领域。2026年9月29日,塞尔维亚天然气公司总经理巴亚托维奇确认,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天然气安排以相同条件延长至2026年底,塞尔维亚将继续以“最佳价格”获得俄罗斯天然气。保加利亚通讯社的报道补充了一个关键的时序细节:在辞去总统职务前数小时,武契奇与普京通了电话,讨论了天然气合同的延长问题。

这个时序细节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能源合同续签的政治功能。合同本身在技术层面是必要的:塞尔维亚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气,协议到期需要续签以避免供应中断。但在选举前不到一个月、武契奇辞去总统职务前数小时完成续签,并以“相同条件”和“最佳价格”的形式呈现,这使得一个技术性安排获得了一种隐性的政治信号功能。对塞尔维亚选民而言,这个信号的内容是:武契奇仍然能够与普京直接沟通,仍然能够为塞尔维亚争取到优惠的能源条件,俄罗斯仍然将塞尔维亚视为一个值得特殊对待的伙伴。对武契奇的竞选而言,这是一个可以被用来证明“平衡外交”仍然有效、外部关系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中的具体证据。

然而,这个信号的效力存在一个内在的时限。合同仅延长至2026年底,而非此前协议中常见的年度或更长期限。这意味着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新政府或续任的武契奇政府都必须在2026年底之前再次面对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谈判。这个时间窗口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俄罗斯在选举前提供了一个短期便利,但没有做出长期承诺。它给予了武契奇一个可以用于竞选的“礼物”,但没有将自己锁定在一个可能在新政府上台后变得尴尬的长期安排中。这种精确的时机控制,是俄罗斯在影响力有限条件下的一种典型操作:用最小的承诺换取最大的象征效果,同时保留在选举后根据结果重新调整的空间。

(四)中国的“不介入”与利益攸关

中国在塞尔维亚选举前的姿态,是四方中最接近“完全不介入”的。没有公开表态,没有可见的外交动作,没有与任何一方候选人的接触被报道。但这种沉默不能与“无关”混淆。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规模——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累计投资73亿欧元——意味着任何政权更迭都必然涉及对中塞合作连续性的评估。中国的“不介入”是一种主动的策略选择,其背后的计算是:在一个各方都在以不同方式施加影响的环境中,不施加影响本身构成了一种可以被解读为“尊重主权”和“可靠伙伴”的信号。

1.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与政治风险对冲

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三方的重要特征:它不以政治条件为前提。欧盟的入盟进程附带治理改革和外交对齐的条件,美国的合作框架嵌入民主与反腐败的规范性要求,俄罗斯的能源关系虽然以商业形式呈现但承载着政治期待。中国的基建投资、贷款和贸易关系在公开表述中始终以“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为框架,不附加政治条件。这种模式在武契奇时代是有效的:它使塞尔维亚能够在维持与欧盟和美国的政治关系的同时,获得来自中国的、不附带政治成本的经济发展资源。

但这种模式在政权更迭情境下的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依赖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制度稳定性。一个由缺乏执政经验的政治力量领导的新政府,可能在重新评估所有前任政府签署的协议和项目时,将中国项目纳入一个更广泛的“清理旧遗产”的议程中。这不一定意味着取消项目——许多项目已经在建设中,取消的成本极高——但可能意味着更严格的审查、更慢的推进速度、以及在公共话语中将中国项目与“腐败”和“不透明”联系起来的新叙事。美国2026年5月的政策报告已经为这种叙事提供了外部框架:它指责中国企业“以低价中标,随后才暴露成本超支和项目延误”。如果新政府采纳或默许这种叙事,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将面临一个从“发展资源”向“政治负担”转化的风险。

中国对这一风险的应对策略,在选举前体现为一种有意的沉默和制度性关系的维护。没有公开表态,但也没有任何撤资、暂停项目或重新谈判的信号。这种策略的逻辑是:无论谁获胜,塞尔维亚对中国的经济需求不会消失,而中国作为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来源的独特性,在一个急需经济复苏的新政府眼中可能比在武契奇时代更有价值。沉默是为了不给任何一方提供将中国议题化的机会,而经济关系的连续性本身则是中国在选举后可以依赖的最重要资产。

2.对政权更迭后中塞合作连续性的潜在关切

中国在选举前对中塞合作连续性的关切,可以从一个未被公开表述但可以被合理推断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关切的核心不是“谁赢”,而是“赢了之后对现有安排的态度”。武契奇在十四年间建立了一套以高层政治关系为驱动、以具体项目为载体的中塞合作模式。这套模式在武契奇本人仍然是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即使他成为反对党领袖,他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支持中塞合作的声音存在。但如果新政府选择在对外政策上系统性地重新校准,中国项目可能成为一个被用来展示“与旧政权切割”的方便目标。

这种关切在选举后的外交部表态中得到了一个经过精心措辞的回应。2026年10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答法新社记者关于塞尔维亚选举的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并“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塞尔维亚新一届政府一道努力,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这段表态的每一个成分都是标准的外交语言,但它们的组合方式透露出一个清晰的意图:将中塞关系从“与武契奇政府的关系”重新定义为“与塞尔维亚国家的关系”,从而在政权更迭中维持连续性。郭嘉昆没有提及武契奇,没有评论选举结果,没有使用任何可能被解读为“遗憾”的措辞。这种语言上的克制,与中国在选举前的沉默是同一个策略的延续:在一个各方都在以不同方式介入的选举中,中国选择了一种以“不介入”为形式、以“关系连续性”为实质的立场。

然而,这种立场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学生名单在竞选中没有就中国议题发表过系统性立场,这既是因为中国议题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中缺乏显著的选举价值,也是因为联盟内部对对华政策存在分歧。一个在组阁过程中就需要协调内部不同声音的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任何重大调整的可能性都受到制约。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个急于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证明其“欧洲道路”承诺的新政府,可能将对中国合作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军事技术合作——视为需要重新评估的“遗留问题”。中国在选举前的沉默,为它在选举后与新政府接触保留了空间,但这个空间的大小和性质,将取决于新政府在执政最初几个月中所做出的选择。

选举前夜的大国姿态,最终呈现为一幅各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场”但没有任何一方“主导”的图景。欧盟通过入盟条件的操作设定了参照系,美国通过立法和智库活动构建了制度性压力的框架,俄罗斯通过能源合同的时机选择传递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信号,中国通过沉默维护了关系连续性的可能性。这些动作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但它们的叠加创造了一个武契奇无法完全掌控的外部环境。他在竞选中试图将选举描绘为“外部势力与塞尔维亚人民之间”的选择,但选举前夜的大国姿态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外部力量并没有联合起来反对他,它们只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行动,而这些行动的总和——入盟的停滞、美国制度性压力的收紧、俄罗斯有限支持的象征性、中国沉默的不确定性——恰好在一个他需要外部资源来抵消国内合法性耗竭的时刻,削减了他可供调动的外部资源。这不是一个阴谋,而是一个结构。武契奇输给的不是“外国干预”,而是一个他的外交技艺在其中效力递减的结构性环境。

三、选举结果揭晓后的大国反应与战略评估

选举结果揭晓后四十八小时内,四方反应的速度、语调和内容构成了一个可以被精确解读的信号矩阵。欧盟的反应最为迅速且明确,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将政权更迭与入盟进程的加速直接挂钩;俄罗斯的表态最为克制,以“建设性延续”的措辞掩盖了一个友好领导人下台所带来的结构性失落;美国的反应呈现出行政部门的程式化欢迎与国会/智库层面持续施压之间的分裂;中国的表态最为简洁,以“不干涉内政”和“愿同新政府合作”的标准外交语言完成了从“与武契奇政府的关系”向“与塞尔维亚国家的关系”的话语转换。这些反应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四方在塞尔维亚利益排序的不同,更揭示了它们各自对新政府行为预期的不同判断。本节的任务不是复述声明内容,而是从这些声明和后续动作中提取战略评估的实质。

(一)俄罗斯:失落中的务实调整

俄罗斯的反应在四方中是最具内在张力的。佩斯科夫在选举结果揭晓后次日发表的声明,表面上是一套标准的外交辞令,但其措辞的每一个成分都经过了在“失去一个友好领导人”与“维持一个不可替代的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的精密计算。这种计算的结果是一种被精心管理的克制:不表达遗憾,不批评胜选者,不放弃对武契奇未来角色的期待,同时将合作的责任部分转移给新政府。

1.佩斯科夫表态的双重含义:承认结果与呼吁延续合作

佩斯科夫在2026年10月26日的声明中包含三个层次的信息,每一层都指向不同的受众。第一个层次是对选举结果的承认:“我们表达希望,他们的行动将指向建设性地延续我们关系的发展。” 这一表述没有使用“祝贺”一词,也没有提及“学生名单”的名称,而是以“新的政治力量”指代胜选者。这种措辞的选择是刻意的:承认结果但不赋予其额外的合法性背书,在形式上完成外交礼节的同时保留了距离感。

第二个层次是对新政府的喊话:“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将理解,与俄罗斯的合作服务于塞尔维亚的利益。” 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值得细读。它不是“俄罗斯希望继续合作”这样的主动表达,而是将合作的前提设定为新政府的“理解”——即新政府需要认识到与俄罗斯合作符合塞尔维亚自身的利益。这一表述隐含着一个判断:新政府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因此需要被提醒。它同时暗示了俄罗斯不会以乞求的姿态寻求关系延续,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提供“对塞尔维亚有利”的合作选项的行为体。

第三个层次是对武契奇的期待:“我们知道武契奇将留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希望,即使作为反对派,他仍然能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一表述在俄罗斯的外交语言中是不寻常的。通常,一个大国在友好领导人败选后不会公开表达对其继续发挥政治作用的期待,因为这可能被解读为对新政府的不尊重。佩斯科夫选择做出这一表述,说明莫斯科对塞尔维亚政治格局的判断是:武契奇虽然败选,但前进党保留的百余席位和其仍然控制的地方网络使其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存在,维持与武契奇的关系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但这种投资的语气是谨慎的——“即使作为反对派”——它没有暗示俄罗斯期望武契奇重新掌权,只是在承认一个政治现实的同时保留一个沟通渠道。

佩斯科夫声明中最具分析价值的部分是那句被广泛引用的“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这一比喻在外交语言中的功能是转移责任:俄罗斯愿意继续发展关系,但新政府也必须愿意。它预先为可能出现的俄塞关系降温设定了一个解释框架:如果关系恶化,责任不在莫斯科,而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主人。这种防御性的修辞策略,反映的是俄罗斯对自身在塞尔维亚影响力有限性的清醒认知。莫斯科知道它无法阻止新政府向西方靠拢,但它可以通过预先设定归因框架来保护自己在未来叙事中的位置。

2.武契奇“三月或四月制裁”预言的战略传导效应

武契奇在承认败选的讲话中做出的那个预言——“到三月或四月,你们将看到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被实施”——是整场选举后最具战略传导效应的单一表述。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对胜选者的攻击。从战略传导的角度看,这一表述同时向四个方向发出了信号,而每个方向上的接收者都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其进行了解读。

对莫斯科而言,这一预言是一个提前的预警和一种隐性的施压。武契奇实际上是在告诉克里姆林宫:新政府将在外部压力下实施制裁,而这一时间表大致是确定的。这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窗口——从2026年10月到2027年3月——来评估局势并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做出反应。但这一预言同时也是一种施压:如果俄罗斯希望阻止或延缓制裁,它需要在这段时间内采取行动,而武契奇本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与之谈判的对象。预言将球踢到了莫斯科的半场,同时将武契奇从“未能阻止制裁”的责任中部分解脱出来。

对新政府而言,这一预言是一个预设的陷阱。无论学生名单的实际对俄政策如何,武契奇已经设定了一个评判标准:如果制裁在三月或四月实施,他将宣称自己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从而将新政府描绘为“外部势力的执行者”;如果制裁没有实施,他则可以宣称新政府在他的警告下退缩了,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会将任何延迟归因于“塞尔维亚人民的抵抗”而非新政府的政策选择。这一预言的功能不是预测,而是框定:它在新政府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就为其设定了一个对其不利的解释框架。

对欧盟而言,这一预言是一个非正式的承诺信号。武契奇以反对者的身份“确认”了新政府将实施制裁,这实际上是在告诉布鲁塞尔:你们等待的那个政策转变即将到来。这一信号的微妙之处在于,它来自一个即将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人,而非新政府本身。武契奇通过做出这一预言,将自己置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他既是在警告塞尔维亚公众“制裁即将到来”,也是在向布鲁塞尔保证“制裁会来”。这种双重姿态反映的是他在败选后试图维持的一种平衡:不放弃“不制裁”的政治遗产,同时不成为西方眼中的障碍。

对塞尔维亚公众而言,这一预言是一个情感动员的工具。它将即将到来的政策调整预先描绘为一种外部强加的结果,而非新政府的自主选择。武契奇在讲话中使用的语言——“他们只做别人告诉他们的事,仅此而已”——将新政府定位为外国利益的代理人,从而为前进党在未来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名发起政治反攻埋下了伏笔。这一叙事的效果将在新政府实际处理对俄制裁问题时得到检验,但它已经成功地在一个尚未发生的政策决定上预设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从战略评估的角度看,武契奇的预言最重要的效应不是它是否准确,而是它改变了各方对新政府行为的时间预期。在选举之前,对俄制裁是一个“可能发生但时间不确定”的议题。在选举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预计在2027年春季发生”的议题。这一时间框架的设定,使得俄罗斯、欧盟和新政府自身都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五到六个月内围绕这个节点进行策略计算。俄罗斯需要决定是否在制裁实施前提供某种激励或威胁来改变计算结果;欧盟需要决定是否在制裁实施前给予新政府足够的入盟回报来维持其政治动力;新政府则需要决定是接受这个时间框架,还是主动重新设定自己的节奏以夺回议程控制权。武契奇用一句话创造了一个时间结构,而这个结构将在未来数月内约束所有相关行为体的选择空间。

(二)欧盟:审慎欢迎与条件性接触

欧盟的反应在四方中是最迅速、最制度化、也最具有条件性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选举结果揭晓后数小时内发表的联合声明,将欢迎政权更迭与明确列出改革条件置于同一个文本之中。这种“欢迎+条件”的结构不是偶然的修辞选择,而是欧盟对塞尔维亚政策逻辑的精确表达:变革是被欢迎的,但变革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被引导到欧盟设定的轨道上。

1.对“学生名单”执政能力的观望态度

科斯塔和冯德莱恩的联合声明在措辞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它对“学生名单”的胜利表示了祝贺,但这种祝贺的宾语是“塞尔维亚公民”而非胜选政党本身。声明说欧盟“准备支持法治、媒体自由、反腐败和强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革,并共同推进塞尔维亚的欧洲未来”。这一表述将欧盟的欢迎对象设定为“改革”和“欧洲未来”,而非特定的政治力量。胜选者被欢迎是因为它可能带来改革,而非因为它本身具有某种政治价值。

扩大事务专员科斯的表态更为直接。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近两年的抗议要求民主、法治和反腐败之后,塞尔维亚公民以历史性的投票率开启了新的篇章。通往欧盟的门是敞开的,我们准备共同前进。” 科斯的表述将选举结果解读为塞尔维亚公民对欧盟价值观的确认,而非对某个特定政党的授权。这种解读的功能是为欧盟的后续接触设定条件:如果新政府推进科斯所列出的改革议程,欧盟将与之合作;如果它不推进,那么选举结果所代表的“对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就未被满足,欧盟的耐心将再次成为问题。

这种审慎的根源在于欧盟对新政府执政能力的真实不确定。学生名单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松散联盟,没有执政记录,没有可预测的政策纲领,在组阁过程中就可能暴露内部分歧。波兰东方研究中心在选举后的分析中指出,该运动的优势在于“广泛的候选人来源和反腐议程”,但“赢得选举后能否赢得治理”是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欧盟的观望态度是对这一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在一个可能无法维持稳定的政府身上投入过多的政治资本,对布鲁塞尔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风险。

然而,观望不等于被动。科斯的表态中“门是敞开的”这一措辞具有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意味着入盟进程的技术性障碍——在武契奇时代因对俄制裁问题而被人为设置的障碍——在新政府面前可以被移除,前提是新政府表现出“政治意愿”。这是一种条件性的开放:欧盟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自动加速入盟进程,但它会因为新政府的行为变化而重新评估障碍的性质和优先级。这一姿态为欧盟保留了最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新政府实际做出的选择来决定给予多少回报,而不必在选举结果揭晓时就做出任何不可逆的承诺。

2.入盟进程作为杠杆的继续使用

欧盟在选举后对入盟杠杆的使用,与武契奇时代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武契奇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入盟进程的停滞被双方共同管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僵局:欧盟批评塞尔维亚的改革倒退和对俄立场,但不将入盟进展完全冻结;武契奇口头承诺欧洲道路,但在实质性政策上维持模糊。这种僵局对双方都有成本,但成本是可承受的,因为双方都从中获得了某种东西——欧盟保持了影响力,武契奇保持了权力。

选举后的情况改变了这个均衡。新政府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计算:它的国内合法性部分建立在“与旧政权切割”的承诺上,而欧盟的入盟进程是它能够展示这种切割的最可见的外部参照。如果新政府在执政初期无法在入盟进程上取得任何可见的进展,它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它推翻了旧政府,但没有能力兑现“改变塞尔维亚在欧洲地位”的承诺。欧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它的杠杆在新政府身上比在武契奇身上更有效。科斯的“门是敞开的”表述,实际上是在告诉新政府: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武契奇选择不走进来;现在轮到你们了。

然而,欧盟杠杆的有效性存在一个时间限制。新政府的政治资本在执政初期最高,随后将随着治理困难和内部摩擦而递减。如果欧盟在最初的六到十二个月内不给予某种可被感知的回报——开启一个谈判集群、释放一笔入盟前资金、或者提供一个高层政治接触的象征性平台——新政府的改革动力可能迅速衰减。武契奇的“三月或四月制裁”预言在某种意义上为欧盟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如果制裁在那个时间窗口内实施,它应该被视为新政府向欧盟靠拢的证据,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制裁没有实施,欧盟需要重新评估新政府是否真的与旧政权不同。欧盟的杠杆因此面临一个双重考验:它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力度使用,过早会消耗新政府的政治资本,过晚会失去推动改革的最佳窗口。

(三)美国:分裂的信号与政策不确定性

美国在选举后的反应,是四方中最缺乏统一语调的。国务院的声明在形式上完成了外交礼节,但它的措辞之谨慎、内容之空洞,与欧盟联合声明的明确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国会和智库层面的活动在选举后立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节奏和内容与行政部门的沉默构成了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分裂。

1.行政部门的沉默与国会推动对塞政策的惯性

国务院发言人在选举后对自由欧洲电台的表态,是理解美国行政部门立场的关键文本。声明说:“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公民参与议会选举。我们期待继续并进一步发展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新当选成员和塞尔维亚公民的伙伴关系,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包括启动战略对话。” 这段声明的每一个成分都是程式化的:欢迎“公民参与”而非祝贺胜选者,期待与“新当选成员”合作而非与“新政府”合作,强调“战略对话”这一双边机制而非任何具体的政策议程。它没有提及武契奇的名字,没有评价选举结果的意义,没有触及对俄制裁、科索沃或入盟等任何实质性议题。

这种谨慎的沉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行政层面,特朗普政府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受到个人化因素的复杂影响。武契奇在竞选期间和败选后都强调了与特朗普的“非常好的关系”,而特朗普本人在选举前也曾公开肯定这一关系。在一个由个人关系驱动的外交风格中,对一个刚刚败选的“朋友”做出过于热烈的反应,在政治上是尴尬的。国务院的程式化声明可以被视为一种避免尴尬的策略:它完成了必要的外交动作,但没有给予新政府任何可以被解读为“选边站”的额外信号。

在制度层面,行政部门的沉默与国会立法的惯性之间存在一种分工关系。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已经为美国对塞政策设定了法律框架:制裁机制、两年一次的中俄影响力报告、对腐败行为的追责要求。这些条款的运作不依赖于行政部门对新政府的好恶。即使特朗普本人对新政府持观望态度,法案设定的报告义务和制裁工具仍然在持续产生制度性压力。国务院的声明中提到的“战略对话”——2026年7月启动的双边机制——是行政部门可以控制的少数工具之一,但它是一个渠道,而非一个政策。行政部门在选举后的沉默,因此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策略性的不作为:在国会和智库已经设定了政策方向的情况下,行政部门选择不通过公开表态来增加或减少这一方向的力度。

国会和智库层面的活动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节奏。大西洋理事会在选举前组织的“巴尔干前进”项目访问和选后的政策解读,继续将七页政策报告的内涵操作化为具体的行动框架。国会层面虽然没有在选举后立即发表新的立法动议,但《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的制裁机制和报告义务构成了一个持续运作的背景压力。这种“行政沉默、制度活跃”的模式,使得美国对塞政策具有一种武契奇难以应对的特征:它没有一个可以被谈判或施加个人影响的单一决策中心。新政府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被说服的总统,而是一个由法律、报告和智库网络构成的持续压力结构。这一结构不会因为贝尔格莱德换了执政者而消失,但它对新政府的具体影响将取决于新政府如何管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它是否愿意在一个由国会设定的框架内运作。

2.“深层政府”指控对美塞关系的潜在毒化

武契奇在败选讲话中将失败归因于“美国深层政府”的干预,这一指控在选举后的美塞关系中埋下了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变量。它的危害不在于它是否被华盛顿认真对待——行政部门和国会都不会对“深层政府”这一概念做出正式回应——而在于它为美塞关系设定了一个不信任的基线。如果新政府在与华盛顿接触时,前进党主导的议会反对派将任何美塞合作举措描绘为“向深层政府屈服”,那么新政府在发展对美关系时将面临一个额外的国内政治成本。

这一指控的另一个效应是它对武契奇本人未来政治角色的塑造。通过将自己定位为“深层政府”的受害者,武契奇为前进党在反对党位置上的政治叙事提供了一个具有动员潜力的框架。这个框架的灵活性在于:它可以将任何美国对新政府的影响——从入盟支持到投资合作到军事接触——都纳入“深层政府操控”的叙事之中。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与塞尔维亚新政府的关系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在一个由旧政府设定的怀疑框架中进行。国务院的程式化欢迎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框架的回避:它没有给武契奇提供任何可以被用来证明“美国在干预”的具体素材。但这种回避的代价是,美国在选举后失去了一个塑造新政府初期政策取向的机会窗口。当欧盟以明确的联合声明和条件性开放占据了新政府的外交注意力时,美国的沉默可能被解读为一种缺乏兴趣或缺乏能力,而这与华盛顿在立法层面展现出的对巴尔干的战略关注形成了不一致。

(四)中国:静默观察与底线维护

中国在选举后的表态是四方中最简洁的,也是最具连续性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10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用两句话完成了对塞尔维亚政权更迭的回应:“中方一贯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我们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塞尔维亚新一届政府一道努力,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塞关系行稳致远。” 这段表述的每一个成分都是标准的外交语言,但它们的组合方式揭示了一个清晰的策略:将中塞关系从“与武契奇政府的关系”重新定义为“与塞尔维亚国家的关系”,从而在政权更迭中维持连续性。

1.对中塞基础设施与军事技术合作连续性的评估

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规模使连续性成为一个具有实质分量的关切。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累计投资73亿欧元。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萨瓦河新桥、“多瑙走廊”快速路等项目构成了中国在中东欧基础设施布局中最密集的节点群。这些项目大多处于建设或运营阶段,取消或大规模调整的成本极高,这为中国在政权更迭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然而,连续性面临的真正风险不在于项目本身被取消,而在于项目被重新问题化。美国2026年5月的政策报告已经为一种叙事提供了外部框架:中国企业“以低价中标,随后才暴露成本超支和项目延误”。如果新政府在“清理旧遗产”的议程中将中国项目纳入审查范围,或者在公共话语中将中国投资与“腐败”和“不透明”联系起来,那么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将面临一个从“发展资源”向“政治负担”转化的风险。这种转化不一定会导致项目的终止,但它会显著提高中国在塞尔维亚运营的政治成本,并可能影响未来项目的谈判条件。

军事技术合作是连续性评估中更为敏感的领域。塞尔维亚从中国采购的CM-400AKG超音速空对地导弹,使塞尔维亚成为中国该型武器在欧洲的首个用户。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加希奇在2026年8月与中方会面时表示,从中国采购武器“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武装力量的操作能力,并为深化两军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合作在武契奇时代是“等距外交”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体现,但在一个新政府急于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证明其“欧洲道路”承诺的时期,它可能被视为一个需要被重新评估的遗留问题。克罗地亚已经就这笔交易向北约表达了关切,而新政府如果希望在安全政策上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减少对中国军事技术的依赖将是一个低成本的信号。中国在选举前的沉默和选举后的标准表态,为它在与新政府接触时保留了空间,但这个空间的大小将取决于新政府在执政最初几个月中所做出的选择。

2.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可能的调整空间与限制

学生名单在竞选中没有就中国议题发表过系统性立场。这既是因为中国议题在塞尔维亚国内政治中缺乏显著的选举价值,也是因为联盟内部对对华政策存在分歧。一个在组阁过程中就需要协调内部不同声音的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任何重大调整的可能性都受到制约。此外,中国投资的经济利益是具体的、可见的、分布在多个地区的,而“减少对华依赖”的政治收益是抽象的、长期的、难以被归功于特定政治力量的。这种利益的不对称性为连续性提供了一个比政治修辞更坚实的基础。

但限制同样真实。新政府在入盟进程中需要展示与欧盟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而中国在欧盟的“去风险”议程中已经被标记为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对象。如果新政府将入盟进展作为其核心外交目标,它可能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一种“经济合作继续、安全合作降温”的非对称策略:保持基建和贸易关系的连续性,但在军事技术、5G/数字基础设施和敏感技术领域向欧盟的“去风险”框架靠拢。这种策略对中国的影响是分层的:经济损失有限,但战略信号明确——塞尔维亚正在将其对华关系从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框架收缩为一个“务实经济合作”的框架。中国在选举后的表态没有提及军事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而是聚焦于“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这可能已经是一种对预期变化的提前适应。

四方在选举后的反应,最终呈现为一幅各自根据自身利益和工具重新定位的图景。欧盟以条件性开放占据了议程设定的主动,俄罗斯以克制的务实调整保护了自身在叙事中的位置,美国在行政沉默与制度压力之间维持了一个不舒适的分裂,中国以标准化的连续性语言完成了话语层面的过渡。这些反应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决定新政府的外交走向,但它们的叠加创造了一个新的结构性环境:新政府在一个由欧盟的条件、俄罗斯的期待、美国的制度压力和中国的连续性关切共同构成的空间中运作。这个空间比武契奇时代更窄,因为各方都提高了对其最低目标的明确性;但它也比武契奇时代更清晰,因为模糊性的成本已经被选举结果证明为不可承受。新政府的任务不是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一个新的“等距”,而是在一个已经收窄的空间中决定向哪个方向倾斜、倾斜多少、以及如何管理倾斜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

四、四方博弈的后续进程推演

情景不是预测。三种情景并非互斥的“可能性菜单”,而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可能重叠、交替或并存的趋势线。新政府可能在执政初期表现为情景一,在某个触发事件后滑向情景三,又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加速进入情景二的某些要素。推演的价值不在于指认“哪一种会发生”,而在于识别每一种趋势线的驱动条件、内在张力和可观测指标,从而为后续的跟踪分析提供参照框架。

三种情景的划分依据是一个核心变量:新政府在外交议程上的时间分配与政治资本投入。情景一假设新政府将外交作为治理议程的优先领域,采取渐进但可辨识的向欧盟倾斜策略;情景二假设外部压力(尤其是欧盟的入盟杠杆和能源时间窗口)迫使新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对俄制裁的实质性决定;情景三假设国内治理困境消耗了新政府几乎全部的政治能量,外交议程被迫“低烈度化”,大国博弈在塞尔维亚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过渡期。三种情景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新政府的内部凝聚力、欧盟杠杆的使用节奏、以及俄罗斯能源合同续签的时间节点共同塑造的。

(一)情景一:渐进转向——新政府维持平衡但向欧盟倾斜

情景一是三种情景中概率最高、也最符合导论中“结构性转向但节奏受制于脆弱性”判断的一条趋势线。它的核心特征是:新政府在修辞层面维持“与各方保持合作”的外交框架,但在实质性的政策选择上逐步向欧盟的轨道靠拢;这种靠拢不以戏剧性的“阵营转换”形式呈现,而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性、可被解释为“欧洲化”而非“选边”的动作累积而成。

1.入盟谈判加速但不对俄制裁立即实施

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可观测特征,是入盟进程在技术层面的解冻与对俄制裁议题的分离处理。在武契奇时代,欧盟将对俄制裁嵌入第31章的执行条件,使入盟进展与外交政策对齐之间形成了硬性捆绑。新政府如果能够在执政初期将这两个议题在操作层面分离——即在推动法治改革、公共采购透明度和媒体自由等“内政章节”上取得可见进展,同时在对俄制裁上维持“正在评估”的模糊立场——那么欧盟将面临一个策略选择:是坚持制裁作为所有进展的前提,还是接受一种“内政先行、外交跟进”的分阶段路径。

从欧盟在选举后的表态来看,后一种路径的可能性更高。扩大事务专员科斯在选举后强调“通往欧盟的门是敞开的”,而科斯塔和冯德莱恩的联合声明将支持重点放在“法治、媒体自由、反腐败和强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革”上,对俄制裁并未被列为新政府需要立即兑现的条件。这一措辞的选择为分阶段路径留下了空间。欧盟在匈牙利变局后需要西巴尔干的“成功故事”,而一个在法治和反腐上取得进展的塞尔维亚——即使在对俄制裁上暂时维持现状——比一个持续停滞的塞尔维亚更符合布鲁塞尔的政治需求。

新政府在这一情景下的策略逻辑是清晰的:用内政改革的可见进展换取欧盟的入盟回报(开启谈判集群、释放入盟前资金),同时将对俄制裁的决定推迟到一个政治成本更低的时机。这个时机可能在2027年春季,当俄罗斯天然气合同续签的谈判压力、欧盟的耐心限度、以及新政府自身的执政经验积累共同构成一个“不得不决定”的节点。武契奇预言的“三月或四月制裁”恰好落在这个时间窗口内,但它的实现方式可能不是新政府主动宣布制裁,而是在天然气合同谈判中“被迫”接受一个与制裁挂钩的交换条件。

这一路径的内在张力在于:内政改革的进展速度与欧盟回报的兑现速度之间存在时间差。法治改革和反腐调查的成果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显现,而新政府的政治资本在执政初期最高、随后递减。如果欧盟在最初的六到十二个月内不给予可被感知的回报——一个谈判集群的开启、一笔资金的释放、一次高层访问的象征性平台——新政府的改革动力可能因为缺乏即时反馈而衰减。欧盟在武契奇时代已经展示过它使用“消极权力”(拒绝开启章节)的熟练程度,但使用“积极权力”(给予回报)的政治意愿和操作速度尚待检验。

2.对华合作保持经济层面、安全层面降温

情景一的第二个特征是对华关系的非对称调整:经济合作维持连续性,安全与军事技术合作逐步降温。这一调整的逻辑不需要新政府公开宣布“疏远中国”,而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性决定自然实现:暂停新的军事技术采购谈判、在5G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向欧盟的“去风险”框架靠拢、对现有基建项目进行“程序性审查”但不中止。这些动作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解释为“正常的政策评估”或“与欧盟标准对齐”,而非地缘政治选择。

中国在塞尔维亚的经济存在规模为这种非对称调整提供了物质基础。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萨瓦河新桥、“多瑙走廊”快速路等项目大多处于建设或运营阶段,取消或大规模调整的成本极高。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累计投资73亿欧元。这些数字意味着,即使新政府在安全维度上向西方靠拢,经济关系的连续性仍然符合塞尔维亚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在塞尔维亚的核心利益——维持一个对华资本友好的制度环境。中国外交部在选举后的表态聚焦于“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刻意回避了军事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的措辞,这可以被解读为对预期变化的提前适应。

安全维度降温的最可能切入点,是CM-400AKG导弹后续合作的处理。塞尔维亚是中国该型超音速空对地武器在欧洲的首个用户,这笔交易在武契奇时代被视为“等距外交”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象征。新政府如果选择不推进后续的维护、升级或追加采购安排,或者将军事技术合作的范围严格限定在防御性装备上,就可以在不公开“去中国化”的情况下,实质性地降低中塞关系的安全分量。这一调整的国内政治成本相对可控:学生名单在竞选中没有就中国议题发表过系统性立场,联盟内部对对华政策的分歧意味着任何重大调整都需要内部协调,但“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容易在松散联盟中达成共识。

这一情景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欧盟对“非对称调整”的认可程度。如果布鲁塞尔将塞尔维亚在安全维度上的降温视为足够的信号,并相应地在入盟进程中给予回报,那么新政府就有动力继续这一路径。如果欧盟要求更明确的“去中国化”表态或具体的项目限制,新政府将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选择:进一步调整可能触发中国的经济反制,而不调整则可能失去欧盟的回报。第二个条件是中国对新政府调整的反应方式。如果中国将塞尔维亚的安全降温解读为“可接受的欧洲化进程的一部分”,并继续维持经济合作的连续性,那么非对称调整可以平稳推进。如果中国将其视为“选边”的信号并采取经济或外交上的反制措施,新政府将被迫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明确的选择,情景一可能加速滑向情景二。

(二)情景二:加速脱俄——制裁时间表提前

情景二的核心特征是:新政府在执政后的较短时间内(六个月内)做出对俄制裁的实质性决定,这一决定不是渐进调整的自然延伸,而是外部压力与内部政治计算共同作用下的加速结果。这一情景的概率低于情景一,但其潜在影响更大,因为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地缘站位,并触发俄罗斯的反应。

1.欧盟压力与能源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情景二的触发条件是一个“压力叠加窗口”的形成。这个窗口由三个时间敏感的因素构成:欧盟入盟杠杆的集中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合同在2026年底到期后的续签谈判、以及新政府组阁后最初几个月的政治资本峰值。如果这三个因素在2027年第一季度形成交汇,新政府可能面临一个“现在决定比以后决定成本更低”的计算。

欧盟的压力在情景二中的形式将不同于武契奇时代。在武契奇执政期间,欧盟的消极权力(拒绝开启章节)被塞尔维亚的“不制裁”立场所部分消解,因为武契奇将不制裁构建为一项具有国内政治价值的立场。新政府没有这项政治遗产的负担——它没有在竞选中承诺“绝不制裁”,学生名单在对俄议题上的模糊立场为其保留了政策空间。这意味着欧盟的杠杆在新政府身上更有效:一个开启谈判集群的承诺、一笔入盟前资金的释放、或者一个高层政治接触的平台,在新政府眼中比在武契奇眼中更有价值,因为它可以用这些回报来证明“改变带来了成果”。

能源替代方案的可行性是情景二能否成立的技术前提。塞尔维亚目前超过80%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供应,俄气价格约为每千立方米318欧元,而欧洲市场价格在2026年秋季超过800欧元。这一价格差是塞尔维亚经济承受能力的关键变量:如果替代气源的成本显著高于俄气,制裁的经济代价将直接转化为民生压力和工业竞争力下降,新政府将为此付出政治代价。替代气源的进展在2026年已有可观测的迹象:阿塞拜疆的供应量约为每日100万至200万立方米,与罗马尼亚和北马其顿的互联管道正在推进,通过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接入液化天然气的方案也在讨论中。能源专家科瓦切维奇的判断是,塞尔维亚“可以承受”放弃俄气,前提是“激进的能源效率改善”和适当的投资。但“可以承受”与“在六个月内可以承受”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替代气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谈判和供应链调试需要时间,而情景二的时间窗口是紧迫的。

情景二的能源逻辑可能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展开:新政府不需要在制裁实施的同一天完全替代俄气。它可以利用2026年底合同到期后的续签谈判作为一个杠杆,在制裁实施的同时与俄罗斯达成一个“过渡期供应安排”,或者接受一个价格更高但期限更短的合同,同时加速替代气源的建设。这种“制裁+过渡”的组合可以将经济冲击分散到更长的时间段内,降低即时的政治成本。

2.俄罗斯反制手段的有限性与塞尔维亚的承受能力

情景二中最需要被审慎评估的变量,是俄罗斯的反应方式及其对塞尔维亚的实际影响。一个常见的分析误区是将俄罗斯的“反制”想象为一种对称的、可造成严重后果的行动。对塞尔维亚而言,俄罗斯的反制手段实际上相当有限,其原因在于俄塞关系的结构性不对称: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主要建立在能源供应和外交支持上,而这两者都不是不可替代的。

能源供应的中断是俄罗斯最直接的反制手段,但其效力受到三个因素的限制。第一,俄罗斯在2022年后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欧洲天然气市场,塞尔维亚是其在欧洲为数不多的剩余客户之一。主动切断对塞供应将进一步缩减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而这一收入在战争背景下具有财政重要性。第二,俄罗斯的能源杠杆在合同层面受到约束:2026年底到期的合同如果在新政府实施制裁后被俄罗斯单方面终止,将向其他潜在客户(如匈牙利、斯洛伐克)发出一个信号——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是政治性的、不可预测的——这不符合俄罗斯维持“可靠供应方”形象的利益。第三,塞尔维亚的天然气储备在2026年秋季达到创纪录的7.04亿立方米,加上与匈牙利的联合储气能力,可以在供应中断的情况下维持数月的民生和工业需求。这一缓冲期为新政府提供了应对短期冲击的空间。

外交和政治层面的反制手段同样有限。俄罗斯可以降低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级别、减少高层互访、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不再支持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措施会对塞尔维亚的国际处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它们不会直接威胁新政府的国内政治生存。俄罗斯无法在塞尔维亚策动一场亲俄的政治运动——塞尔维亚的亲俄情绪虽然在社会层面存在,但缺乏组织化的政治载体,前进党在败选后更可能将“不制裁”作为攻击新政府的议题,而非与俄罗斯建立公开的协作关系。俄罗斯也无法在军事上对塞尔维亚施加压力——它没有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界,也无法在巴尔干投射力量而不经过北约成员国的领土或领空。

新政府的承受能力在情景二中取决于一个国内政治变量:前进党作为反对党的行为方式。如果前进党将制裁议题构建为“新政府背叛国家利益”的核心叙事,并动员其仍然控制的地方网络和媒体资源发起持续的抗议或议会阻挠,新政府将面临显著的政治成本。但这一成本的大小取决于新政府能否在制裁实施的同时展示可见的回报——欧盟的入盟进展、能源替代的资金支持、或者经济合作的实质性成果。如果回报是可见的,前进党的“背叛”叙事将面临一个反驳:制裁换来了塞尔维亚在欧洲地位的实际改善。如果回报是抽象的或延迟的,前进党的叙事将获得更大的共鸣。

情景二的最可能形式不是“一次性宣布制裁”,而是一个分阶段的、与能源合同谈判和欧盟回报同步推进的过程。第一步可能是在2027年初宣布“与欧盟外交政策逐步对齐”的框架性决定,将制裁包装为“入盟进程中的技术性步骤”而非“对俄罗斯的敌对行为”;第二步是在天然气合同续签谈判中接受一个价格更高、期限更短的安排,同时宣布替代气源的投资计划;第三步是在欧盟给予某个可被感知的回报(开启一个谈判集群或释放一笔资金)后,正式实施制裁措施。这一分阶段策略的目的是在每一步都控制政治成本的释放节奏,避免一次性触发前进党的全面反攻。

(三)情景三:内部优先——外交议程被组阁危机与治理困境淹没

情景三是三种情景中最容易被低估、但在塞尔维亚当前的政治结构下具有相当概率的一条趋势线。它的核心特征是:新政府在外交议程上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不是因为它在“平衡”或“等待时机”,而是因为它的政治能量被国内治理的紧迫问题——组阁谈判、内阁人事、联盟内部协调、与旧体制遗留机构的对抗——消耗殆尽。

1.松散联盟的脆弱性与提前选举风险

学生名单的组织形态在竞选阶段是优势,在治理阶段则构成结构性挑战。它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松散联盟:大学教授、医生、演员、运动员、农民、活动人士,以及从旧体制中脱离出来的技术官僚。它没有单一领袖,候选人由各地大学和相关社会网络推荐,决策通过校园集会和全体会议进行。这种“基础民主”的运作方式在抗议和竞选阶段具有道德合法性和动员效率,但在需要快速、协调、保密的行政决策时,它的效率劣势将立即显现。

组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塞尔维亚的议会必须在最终结果公布后30天内组成,新政府必须在议会组成后90天内成立。学生名单拥有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约139至140席),不需要与前进党或其他政党联合。但“不需要联合”不等于“容易组阁”。谁担任总理、谁掌控财政、司法、内政等关键部门,需要在联盟内部的不同派系和职业群体之间达成共识。截至选举后数日,学生名单尚未确认总理候选人,诺维萨德大学医学院教授斯尔达诺维奇被视为可能的领衔人选,但运动尚未正式确认。这一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联盟的内部协调机制在选举后的速度远慢于选举期间。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与旧体制遗留机构的对抗。格拉茨大学东南欧政治专家比伯的判断是:“司法、检察、所有机构都在武契奇的人的控制之下。” 新政府如果试图推动反腐调查和司法改革,将面对一个在十四年间被前进党深度渗透的官僚体系。这些机构不会公开抵制一个民选政府,但它们可以通过程序性拖延、信息不配合、以及内部人事的隐性抵抗来削弱改革的实际效果。新政府如果在执政初期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与这些机构的对抗,外交议程将自然退居次席。

提前选举的风险在情景三中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变量。如果联盟内部在组阁或关键政策上出现无法调和的分歧,如果新政府在执政初期遭遇一次重大的治理失败(例如反腐调查因司法系统的阻挠而停滞,或者经济政策引发社会不满),如果前进党在议会中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唯一有效的反对力量”并持续削弱新政府的合法性,那么提前选举的呼声可能在新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内出现。学生名单的“基础民主”结构使其在面对提前选举的威胁时具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它没有传统政党的层级化决策机制来快速做出“是否提前选举”的战略决定,而全体会议式的决策过程在危机时刻可能过于缓慢和分裂。

2.大国博弈在塞尔维亚的“低烈度化”过渡期

情景三在外交层面的表现不是“塞尔维亚倒向某方”,而是四方博弈在塞尔维亚的强度暂时下降。新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资本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因此它倾向于采取一种“最低限度管理”的策略:维持现有协议、避免做出新的承诺、在各方之间保持形式上的接触但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对欧盟而言,这意味着入盟进程可能进入一个“技术性对话继续、政治性决定推迟”的阶段。欧盟官员可以与新政府的技术团队讨论法治改革的路线图,但无法推动需要政治决断的步骤(如对俄制裁或科索沃对话的实质性进展)。欧盟的杠杆在情景三中处于闲置状态:它存在,但新政府没有政治能量来使用它,欧盟也没有意愿在一个脆弱的政府身上投入过多的政治资本。

对俄罗斯而言,情景三提供了一个意外的缓冲期。新政府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实施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合同的续签可以在一个相对非政治化的氛围中进行,莫斯科可以维持与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关系而不必面对一个公开的“去俄罗斯化”议程。佩斯科夫关于“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的表态在情景三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如果新政府不主动推动制裁,俄罗斯也没有必要主动制造对抗。这种相互的“不作为”构成了一种低烈度的稳定,但它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的基础不是共识,而是双方都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对中国而言,情景三意味着经济合作的连续性得以维持,但新政府对中国项目的“程序性审查”可能以一种缓慢的、非对抗性的方式推进。没有大规模取消项目的政治动力,但也没有加速推进新项目的政治意愿。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存在进入一个“存量维护”阶段:现有项目继续,新项目暂停,双方都在等待塞尔维亚国内政治格局的进一步明朗化。

对美国而言,情景三是最不符合其战略期待的一种走向。国会立法设定的报告义务和制裁机制将继续运作,但行政部门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做出实质性政策调整的塞尔维亚政府。美国的影响力在情景三中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制度性压力结构持续存在,但它的作用对象——新政府——没有能力对压力做出回应。这可能导致华盛顿的注意力从贝尔格莱德转向其他更“可操作”的西巴尔干行为体,从而在实际上降低了美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参与强度。

情景三的持续时间取决于新政府内部协调的速度和反腐议程的进展。如果新政府在六个月内完成了组阁、建立了基本的决策流程、并在反腐调查上取得了至少一个可见的成果(例如对诺维萨德事故责任人的起诉或对公共采购体系的初步改革),它将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来重新启动外交议程,情景三可能向情景一过渡。如果内部协调持续困难、反腐议程因机构抵抗而停滞、前进党的反对攻势有效,情景三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甚至触发提前选举,将塞尔维亚重新推入一个政治不确定性的循环。

三种情景的交叉与总体判断。将三种情景并置,可以得出一个总体的判断:塞尔维亚在2027年的外交走向最可能呈现为情景一与情景三的混合——新政府在修辞和姿态上向欧盟倾斜,在技术性层面推动入盟进程和反腐改革,但在对俄制裁和对华安全合作等实质性议题上采取拖延和模糊策略;同时,国内治理的困难将持续消耗其政治能量,使外交议程的推进速度慢于外部行为体的期待。情景二的加速脱俄需要一系列条件的精确交汇,其概率低于前两者的混合,但不能被排除,尤其是在2027年春季天然气合同续签和欧盟杠杆集中使用的窗口期。四种外部行为体——欧盟、俄罗斯、美国、中国——对这一混合情景的适应方式,将决定塞尔维亚在2027年之后的站位漂移方向和速度。

四方博弈在塞尔维亚的后续进程,最终将不是由任何一方的“胜利”或“失败”来定义的,而是由新政府在一个收窄的结构性空间中能够维持多久的模糊性来定义的。武契奇维持了十四年的模糊性,依靠的是个人技艺和四方最低目标之间的重叠空间。新政府将依靠不同的资源——欧盟的回报预期、国内反腐议程的合法性、以及联盟内部对“不做重大决定”的默契——来维持一种不同类型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的持续时间,将是判断塞尔维亚是否真正进入“后强人时代”的最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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