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熙: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二)
  日期 2026-10-26      作者 李国熙      编辑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  

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导读:本报告以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及格陵兰三方签署安全协议为时间节点,回溯特朗普政府自2019年以来对格陵兰岛的战略图谋、施压过程与最终“交易”结果,分析这一事件对国际秩序、跨大西洋关系及北极地缘格局的深远影响。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熙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科技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一章

特朗普格陵兰野心的源起与演进

一、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与历史地位

格陵兰岛,这个世界第一大岛,在特朗普的地缘政治棋盘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边缘议题。2019年他首次公开表达“购岛”意愿时,舆论的反应是嘲笑多于警觉。然而,嘲笑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格陵兰的战略价值从未消失,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被暂时遗忘。当特朗普将其重新推上国际议程时,他所触碰的是一块沉积了七十余年战略博弈、资源争夺与地缘计算的岩层。理解特朗普的野心,必须从理解这块岩层本身开始。

格陵兰岛的地理与资源禀赋,构成了特朗普所有行动的“客观基础”。没有这些禀赋,任何“购岛”的言论都只是荒诞的政治噱头。但正是因为这些禀赋真实存在——航道、矿产、军事前哨价值——特朗普的言论才具有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与其说属于特朗普本人,不如说属于美国战略思维中一个持久存在的流派:将格陵兰视为北美大陆防御体系的“天然延伸”,而非丹麦王国的“遥远属地”。

(一)格陵兰岛的地理与资源禀赋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介于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全岛约五分之四的面积位于北极圈以北。这一地理位置赋予它三重战略属性:它是连接北美与北极的枢纽,是气候变化背景下新航道开通的前沿,也是北美大陆导弹防御体系的天然前哨。与此同时,格陵兰的地下埋藏着对21世纪产业竞争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其周边海域则维持着北极地区最富生产力的渔业生态系统。这些属性并非彼此孤立——航道开通意味着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提升,军事前哨的价值则因资源争夺而进一步强化。三者之间的联动,构成了格陵兰战略价值的完整图景。

1.世界第一大岛的地理位置与北极航道价值

(1)连接北美与北极的枢纽地位

格陵兰岛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位于加拿大东北部与冰岛之间,控制着从北大西洋进入北冰洋的主要通道。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格陵兰是北美大陆的“北大门”——任何从北极方向接近北美的飞行器或舰艇,都必须经过格陵兰周边的空域或海域。这一位置在冷战时期已经得到充分认识:美国在格陵兰西北部建立的图勒空军基地(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预警体系中最北端的关键节点。

从航运地理的角度看,格陵兰是西北航道的东侧入口。西北航道沿加拿大北部群岛延伸,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潜在最短航线之一。格陵兰东南部的克里斯蒂安王子角附近海域,是船舶从大西洋进入西北航道之前必须经过的水域。控制了格陵兰的安全事务,就在事实上掌握了西北航道东侧入口的“钥匙”。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在讨论特朗普的格陵兰计划时,明确将其目标描述为“控制西北航道的两个入口”。这一表述虽然出现在2026年协议签署后的分析中,但其逻辑在特朗普2019年首次提出购岛时就已经隐含其中。

枢纽地位的另一面是“通道控制”的逻辑。格陵兰不仅是一个目的地,更是一个通道。它的价值不在于自身能够生产什么,而在于谁能够通过它、谁不能。这种“通道控制”的属性,与巴拿马运河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位置具有结构性的相似性。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高度关注”与对格陵兰的执念,在底层逻辑上是同一回事:两者都是西半球战略通道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2)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航道开通前景

气候变化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改变北极的物理环境。格陵兰海区域的海冰范围在过去数十年中持续缩减,夏季无冰期延长,冬季冰层厚度下降。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北极航道的商业通航窗口扩大。

北极航道主要包括两条: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部海岸)和西北航道(沿加拿大北部群岛)。东北航道的开发相对成熟,俄罗斯已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并邀请中国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合作。西北航道的开发则长期受制于冰情复杂、基础设施匮乏和政治管辖争议。加拿大主张西北航道属于其内水,美国则坚持其为国际海峡,这一分歧至今未决。

格陵兰在西北航道体系中的角色,随着冰情变化而变得愈发关键。格陵兰东海岸的浮冰状况直接决定了船舶能否安全进入西北航道。格陵兰西海岸的迪斯科湾和巴芬湾海域,是航道西段的重要航行区域。如果西北航道的通航窗口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显著扩大,格陵兰将成为这条航线上最重要的“中途站”——无论是补给、救援还是安全监控,都需要依托格陵兰的港口和基础设施。

俄罗斯外交官扎哈罗夫在分析特朗普格陵兰计划时指出,该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挠中国‘极地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这一判断揭示了航道问题的另一层含义:北极航道不仅是商业通道,更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场域。谁控制了航道的关键节点,谁就在事实上掌握了这条通道的“准入权”。格陵兰作为西北航道东侧入口的“守门人”,其战略价值在航道开通前景日益明朗的背景下被显著放大。

(3)短程导弹预警的天然前哨

格陵兰在北美防御体系中的位置,是一个跨越七十余年的持续性事实。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随后在格陵兰西北部建立图勒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北纬76度,距北极点仅约1500公里,是当时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中最北端的雷达站。冷战期间,图勒基地是北美防空司令部预警网络的核心节点,负责探测从北极方向来袭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

冷战结束后,图勒基地的战略重要性一度下降。驻军规模大幅削减,部分设施关闭。但基地的核心功能——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从未真正被放弃。2004年,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伊加利库协定》,对1951年协定进行了调整,在保留美国军事权利的同时,给予格陵兰更多参与基地事务的权利。2020年代,随着大国竞争回归,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图勒基地的现名)的功能再次得到强化。

格陵兰作为导弹预警前哨的“天然性”在于其地理位置。从北极方向来袭的弹道导弹,其飞行轨迹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北冰洋上空。部署在格陵兰北部的雷达,可以在导弹进入北美大陆上空之前提供最长的预警时间。这一预警时间对于核威慑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决策者是否有足够时间做出反应,以及反导系统是否有足够时间进行拦截。

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将格陵兰的军事价值与“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项目联系在一起。这一项目旨在构建一个覆盖美国本土的下一代导弹防御体系,而格陵兰的预警雷达是这一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眼睛”。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对格陵兰的“需要”,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层面的扩张欲望,也包含着对北美防御体系技术需求的某种认知。

2.未开发矿产资源与地缘经济潜力

如果说航道和军事前哨是格陵兰的“传统价值”,那么矿产资源则是其“新兴价值”。全球能源转型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使格陵兰地下沉睡的稀土、锂、钴、镍、铜等资源突然具有了战略意义。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资源竞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因。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的研究员在分析中指出,除军事因素外,“资源竞争是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另一重要动因”。

(1)稀土与关键矿产储量评估

格陵兰的稀土资源潜力在近年来逐渐被量化。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2024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格陵兰的稀土储量约为150万吨,位居世界第八。这一数字虽然不及中国、巴西或越南的储量,但其战略意义不在于总量,而在于“西方阵营内部”的可获得性。

格陵兰的稀土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部加达尔火成岩省的碱性岩体中。其中两个项目具有全球规模意义:克瓦内菲尔德(Kvanefjeld)和坦布里兹(Tanbreez)。克瓦内菲尔德项目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最大的未开发稀土矿床之一,其资源量包含大量镨钕氧化物——这两种元素是制造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原料,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电机、风力发电机和国防工业。坦布里兹项目同样以重稀土元素为主,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除克瓦内菲尔德和坦布里兹外,格陵兰还有多个稀土项目处于不同开发阶段。萨法托克(Sarfartoq)项目位于康克鲁斯瓦克东南约60公里,是一个富镨钕的碳酸岩型稀土矿。根据格陵兰矿业公司公布的数据,该项目推定矿石资源量为588万吨,总稀土氧化物品位1.77%。公司总裁斯滕斯加德称,萨法托克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未开发钕镨资源之一”,其ST1矿床计划生产的钕镨氧化物将占中国境外钕镨氧化物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埃克里普斯金属公司在格陵兰南部的格伦讷代尔(Gronnedal)项目,资源量增至2.08亿吨,总稀土氧化物品位0.72%,其中镨钕氧化物含量为45.6万吨。伊维格图特(Ivigtut)项目的资源量则达到8900万吨,TREO品位0.6363%,同时含有镓、钪等关键金属。

格陵兰的矿产资源不仅限于稀土。该岛还蕴藏锂、钴、镍、铜、铀等对新能源产业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研究院的分析指出,根据欧盟委员会2023年的报告,格陵兰在关键原材料方面拥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其地质历史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当”,而后者已经进行了积极的矿产开采。

(2)油气资源前景与开发限制

格陵兰的油气资源潜力主要位于其东海岸的詹姆森地(Jameson Land)盆地和西海岸的离岸区域。詹姆森地盆地是格陵兰唯一曾被许可进行陆上油气勘探的区域,其地质成因与北海油田相似,被认为拥有巨大的未探明油气资源。

2025年,独立石油咨询公司Sproule ERCE为格陵兰能源公司完成的一项评估显示,詹姆森地盆地拥有超过130亿桶的潜在可采石油资源(P10),覆盖58个勘探目标。这一评估将该盆地列为“全球第十三大未开发石油聚集区”。更早的估计则将詹姆森地的资源量定为约40亿桶未风险可采资源。

然而,油气开发在格陵兰面临的根本性限制并非地质条件,而是政治与环保约束。2021年,格陵兰自治政府宣布禁止发放新的油气开采许可,理由是气候目标和环境风险。这一禁令是格陵兰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的回应,也反映了格陵兰社会内部对大规模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代价的深刻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的禁令并未撤销此前已经生效的许可。詹姆森地的勘探许可证由英国公司80Mile(原White Flame Energy)持有,其法律效力在禁令颁布后得到格陵兰当局的确认。202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March GL公司与80Mile达成协议,成立格陵兰能源公司,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钻探两口深度约3500米的勘探井。

这一项目的推进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地缘政治意味。2026年8月,格陵兰能源公司未经自治政府批准,将钻探设备集装箱运上詹姆森地,引发格陵兰方面的“强烈警告”。自治政府声明“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而该公司代表此前曾在社区会议上“谎称已获得设备上岛许可”。这一事件与特朗普在同一时期发布的“你好,格陵兰”社交媒体帖子在时间上的巧合,被国际舆论广泛解读为美国“占领”格陵兰布局的一部分。

油气开发在格陵兰的困境,典型地体现了资源潜力与政治可行性之间的鸿沟。格陵兰的油气资源如果能够开发,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岛的经济地位,使其摆脱对丹麦年度拨款的依赖。但环保约束、基础设施匮乏、极端气候条件和国际油价波动,使任何油气项目都面临极高的经济风险。格陵兰能源公司的詹姆森地项目,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赌的是地质潜力能否覆盖巨大的开发成本,以及政治阻力能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被管理或绕过。

(3)渔业资源与生物多样性

在稀土和油气的光芒之下,渔业往往被忽视。但渔业是格陵兰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也是理解格陵兰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另一条线索。

格陵兰海生态区覆盖约120万平方公里,从格陵兰东海岸大陆架延伸至北冰洋。该区域的特征是寒冷、营养丰富的水体,支持着多种海洋物种,包括大西洋鳕、北极红点鲑、鲱鱼、鲭鱼和北方虾。格陵兰海是多个国家的重要渔场,主要商业捕捞活动集中在南部半区的离岸水域。

格陵兰的渔业管理面临复杂挑战。主要商业鱼种包括鲭鱼、鲱鱼、鳕鱼、格陵兰大比目鱼、红鱼和北方虾。根据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的评估,大多数被开发种群正承受着接近或超过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捕捞压力。气候变化的效应正在改变鱼类种群的分布——鲭鱼和蓝鳍金枪鱼等物种向高纬度水域的扩张,既为格陵兰渔业创造了新机会,也带来了与冰岛、挪威等邻国之间的渔业管辖权争端。

格陵兰的海洋生态系统是北极地区研究最不充分的区域之一。一项覆盖格陵兰大陆架约21%面积的底栖生物监测研究显示,格陵兰的底栖生态系统数据“严重匮乏”——在世界海洋物种登记册中,格陵兰仅记录了302个底栖分类单元,而整个格陵兰的记录物种数为9400个。这种知识差距不仅影响科学理解,也影响渔业可持续性认证和海洋空间规划的能力。

格陵兰渔业的重要性不仅在经济层面。对于格陵兰的沿海社区——尤其是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小型定居点——渔业和狩猎是生计的基础。局部社区的生存性渔业和狩猎活动,对海洋哺乳动物种群产生了压力,有些种群的数量已经处于极低水平。

渔业资源的另一个维度是其国际政治属性。格陵兰海的渔场涉及丹麦/格陵兰、冰岛、挪威、法罗群岛和欧盟之间的配额分配和管辖权安排。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在该区域的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格陵兰在渔业管理上的自主权——作为其自治体制的一部分——使其在国际渔业谈判中具有某种独立行为体的属性。这种属性在格陵兰与外部大国(包括美国)的互动中,既是筹码也是脆弱性。

格陵兰的地理与资源禀赋,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战略价值结构。在最底层,是导弹预警和航道控制所赋予的军事-安全价值,这是美国战略思维中格陵兰“不可或缺”的核心理由。在中间层,是稀土、关键矿产和油气所代表的资源-经济价值,这是21世纪大国竞争赋予格陵兰的新维度。在最表层,是渔业和生物多样性所承载的生态-生计价值,这是格陵兰社会自身存续的基础,也是其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

特朗普的格陵兰野心,在这三个层面上有着不同的“逻辑”。在军事-安全层面,他的诉求与美国战略传统高度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极端化表达。在资源-经济层面,他的兴趣反映了美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脆弱性的焦虑,以及对“西半球资源自主”的追求。在生态-生计层面,他的行动——无论是购买威胁还是军事控制——都从根本上忽视了格陵兰社会自身的意愿和利益。

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张力,贯穿了格陵兰问题的整个历史。特朗普的“拿下”,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都无法消解这种张力。它只是将张力从丹麦-格陵兰关系的内部议题,转变为美国-格陵兰-丹麦三角关系中的外部压力。格陵兰的地理与资源禀赋不会改变,但谁有权决定这些禀赋的使用方式——格陵兰人自己,丹麦,还是美国——这个问题在2026年9月22日之后,有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答案。

(二)格陵兰与丹麦关系的历史演变

格陵兰与丹麦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种“正常”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从1721年丹麦-挪威传教士汉斯·埃格德踏上格陵兰西海岸的那一刻起,这片土地就被纳入了一个以哥本哈根为中心的权力网络之中。但这个网络的性质在三个世纪中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商业垄断与传教使命的殖民体制,到二战期间因丹麦本土被占领而被迫与美国分享控制权的主权危机,再到1953年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完成的“去殖民化”法律操作,最终演变为1979年地方自治和2009年自治体制下格陵兰逐步走向独立的制度化路径。理解这一演变过程,是理解特朗普“购岛”言论为何在格陵兰和丹麦引发如此强烈反应的历史前提。因为“购岛”所触碰的,不仅仅是一片领土的归属问题,而是一段尚未完成的、充满矛盾与创伤的去殖民化进程。

1.殖民时期至二战前后的主权归属

(1)丹麦殖民统治的建立与延续

格陵兰的主权归属问题,在欧洲列强之间的博弈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公元982年,挪威人“红胡子埃里克”因谋杀罪被驱逐出冰岛,航行至格陵兰并宣布自己为格陵兰之主。985年,他率领25条船从冰岛出发,最终14条船安全抵达,在格陵兰南部建立了北欧殖民定居点。1261年,挪威宣布对格陵兰拥有主权。1397年,挪威与丹麦、瑞典组成卡尔马联盟,格陵兰作为联盟的海外领土被纳入其中,这为后来丹麦与挪威争夺格陵兰的主权埋下了伏笔。

丹麦对格陵兰的“重新发现”和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始于18世纪。1721年,挪威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丹麦-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支持下前往格陵兰,其使命兼具传教与贸易的双重性质。丹麦国王以传教士的身份向埃格德支付薪俸,而支持他的卑尔根商人则获得了贸易特权。这一安排奠定了丹麦殖民统治的基本模式:宗教使命与商业垄断相互支撑,王室权威通过传教和贸易渗透到格陵兰的沿海社区。

丹麦对格陵兰主权的法律确认,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的余波之中。1814年,战败的丹麦签署《基尔条约》,将挪威割让给瑞典,但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作为挪威的属地,被保留在丹麦手中。这一条约安排成为丹麦对格陵兰主权主张的法律基石。此后,丹麦逐步收紧对格陵兰的控制。到17世纪后半叶,荷兰、德国、法国和丹麦-挪威的船只在格陵兰东海岸猎鲸,丹麦对此感到不满,最终关闭了格陵兰海岸,独揽贸易活动。

丹麦殖民体制的核心逻辑,是将格陵兰构建为一个“封闭的资源空间”。学术研究表明,丹麦当局通过一系列地理安全措施,逐步将格陵兰塑造为一个“清晰划定的领土”,其目的是为丹麦的贸易经济提取海洋和陆地生物资源,同时“排除其他对格陵兰贸易有企图的国家”。这一过程中,因纽特人被纳入丹麦主权主张的计划之中,地质学证据和历史占领叙事成为丹麦主张对整个格陵兰拥有主权的重要论据。换言之,格陵兰的“封闭性”是丹麦主权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只有将外部竞争者排除在外,丹麦才能以“保护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将格陵兰的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封闭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17年,美国在向丹麦购买维尔京群岛之后,才同意放弃对格陵兰的领土声索。这一交易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格陵兰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并非毫无价值,只是在当时的优先级排序中,维尔京群岛的加勒比海位置更为紧迫。但美国对格陵兰的兴趣从未真正消失。1867年,时任国务卿西沃德在购买阿拉斯加之后,就曾提出对格陵兰的“收购要约”。1946年,杜鲁门政府再次试图购买格陵兰,同样遭到丹麦拒绝。这些历史片段表明,特朗普2019年的“购岛”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对格陵兰战略觊觎的长期传统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复活。

(2)二战期间美国军事存在的开端

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并占领丹麦本土。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格陵兰的地缘政治地位。丹麦本土的沦陷意味着哥本哈根无法再对格陵兰行使有效控制,而格陵兰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其作为北大西洋航线和气象预报前哨的地位——在战争背景下急剧上升。

美国迅速采取行动。1941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与丹麦驻美大使亨里克·德·考夫曼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格陵兰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并将美国的中立区向东延伸至格陵兰与冰岛之间的一条线。这一协议的法律基础是值得注意的:德·考夫曼大使是在丹麦本土被占领、哥本哈根政府无法自由行使主权的情况下签署的。丹麦流亡外交官以“丹麦主权”的名义授权美国在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这一行为本身就在主权理论上制造了一个灰色地带。

美国海岸警卫队被赋予管理格陵兰行动的责任。1941年5月,海岸警卫队的格陵兰行动纳入美国海军指挥体系,10月正式组建为第24.8特遣部队,即“格陵兰巡逻队”。海岸警卫队的第一批任务包括:保护格陵兰及其居民;确定空军基地和军事设施的位置;绘制沿海水域海图;运送人员、装备和物资;搜救服务;以及保护对铝生产至关重要的冰晶石矿。

格陵兰在二战中的战略贡献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气象预报。要预测欧洲的天气,就必须在格陵兰这个广阔的冰冻岛屿上部署气象观测人员。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决策,正是基于从格陵兰传来的准确天气预报。德国方面同样深知格陵兰的气象价值,多次试图在格陵兰人口稀少的东海岸建立半永久性气象站。这引发了一场“猫捉老鼠”式的较量,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与由斯堪的纳维亚冒险家组成的雪橇巡逻队合作,努力在德国气象站发挥作用之前将其定位并摧毁。格陵兰由此成为北美大陆上唯一一个在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都有德军存在(尽管是以隐蔽的气象站形式)的部分。

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到1943年,美国在格陵兰建立了四个主要陆军基地,以及十多个气象观测和无线电哨所。这些基地在后勤上必须高度自给自足,因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水路运输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驻扎格陵兰的部队面临着严酷的气候和与世隔绝的环境,一种被称为“北极状态”的普遍冷漠在驻军一年后蔓延开来。

二战期间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为战后美丹格陵兰关系的法律框架奠定了基础。1941年协议的法律模糊性——美国以“保护”名义在格陵兰部署军事力量——在战后需要通过正式协定加以澄清。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这是在北约框架下对战时安排的正式化。该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图勒空军基地(今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随之建立,承担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功能。这一协定的法律逻辑是:格陵兰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丹麦是北约成员国,因此美国作为北约盟友有权在格陵兰部署防御力量。但这一逻辑的隐含前提——格陵兰自身的意愿从未被直接征询——在数十年后将成为争议的焦点。

(3)1953年并入丹麦王国的法律安排

二战结束后,丹麦恢复了对格陵兰的实际控制权。但在战后反殖民主义的国际舆论压力下,丹麦面临着必须调整格陵兰地位的挑战。格陵兰在1945年至1954年期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被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丹麦在此期间必须定期向联合国有关非殖民化机构提交情况报告。

1953年,丹麦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格陵兰正式并入丹麦王国。丹麦向联合国提交的声明称,格陵兰人“自由地同意成为丹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非殖民化程序不再适用于格陵兰。丹麦政府于1953年9月3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文件,通知格陵兰已成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其宪法地位与丹麦其他部分相同,丹麦政府认为其在《宪章》第十一章下的所有责任已经结束。

然而,这一“并入”过程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联合国文件中记录的丹麦官方叙述是:格陵兰议会在1952年9月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将格陵兰纳入丹麦宪法并赋予其在丹麦议会中的代表权。丹麦代表在联合国表示,这一决定是“完全依照格陵兰人民通过他们的民选代表所自由表示的意志”。

但问题在于,格陵兰人从未被直接征询意见。新宪法在丹麦提交全民公投,但从未在格陵兰进行投票,尽管格陵兰的议会已经选择了并入的选项。格陵兰议会的“一致通过”是在何种条件下达成的,其代表性如何,以及格陵兰民众的真实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表达,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清晰。格陵兰议会首任议长拉斯-埃米尔·约翰森——格陵兰独立运动的“创始之父”之一——后来承认,如果在格陵兰进行投票,“很可能会有很大的支持”,因为并入丹麦被(有些讽刺地)视为殖民主义的终结。

联合国大会于1954年注意到格陵兰已并入丹麦王国,随后丹麦停止提交非自治领土报告。在联合国委员会的投票中,34票赞成,4票反对,12票弃权;联合国大会随后以45票支持通过。比利时投了反对票,11个国家弃权。这一投票结果本身说明,国际社会对格陵兰“并入”的合法性并非没有疑虑。一些国家认为,让一个“可能容易被操纵的代表机构”为与殖民国家的持续密切关系开绿灯,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1953年宪法修正案的实际效果,是格陵兰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丹麦本土平等的宪法地位,但在实质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未消失。格陵兰在丹麦议会中获得两个席位,由与丹麦本土选民相同的方式选举产生。但格陵兰的特殊事务仍然由专门的格陵兰事务部管理,这本身就说明了“平等”的形式性与实质之间的差距。更具体的不平等体现在工资制度上:由于丹麦当局认为格陵兰与丹麦本土之间存在生产力差异,格陵兰的工资水平远低于丹麦,但派驻格陵兰的丹麦官员继续领取丹麦标准的薪金,而格陵兰本地人则按照格陵兰标准获得报酬,并引入了“出生地标准”。这一制度性歧视成为1960年代格陵兰受过教育人群不满的主要来源,并催生了第一波格陵兰民族主义浪潮。

1953年的“并入”在格陵兰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它被当时许多人视为殖民主义的终结和与丹麦平等的开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制度性的不平等和文化上的边缘化。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构成了此后数十年格陵兰政治演进的情感底色。

2.自治体制的确立与深化

(1)1979年地方自治法的通过

1953年“并入”后,格陵兰人很快发现,宪法上的平等并未带来实质上的平等。1960年代,格陵兰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开始对工资歧视、语言政策(丹麦语被引入学校作为教学语言)以及哥本哈根对格陵兰事务的过度控制提出质疑。第一波格陵兰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在丹麦王国内部获得平等,而非独立。但随着时间推移,对自决的要求逐渐占据了格陵兰政治的中心舞台。

1970年代前期,一些任务从国家政府移交给了格陵兰当地的市镇政府。1973年,格陵兰内部地方自治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审议在王国统一框架内建立地方自治安排的可能性。该委员会于1975年提出谈判提案,随后成立了地方自治委员会。经过约三年的努力,《格陵兰地方自治安排》在丹麦议会获得通过,并获得了格陵兰民众的批准。

1979年1月17日,格陵兰举行全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地方自治方案。计票结果显示,11,187票赞成,4,031票反对,赞成票以近三比一的优势获胜。最终统计显示,70.1%的投票者支持增加自治,投票率为63%。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格陵兰的约6000名丹麦选民大多听从了当地主要报纸的建议,没有投票或投了空白票。

《地方自治法》于1979年5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创建了格陵兰议会,并规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格陵兰议会通过的第一批地方法律之一是一项格陵兰所得税法。地方自治安排赋予格陵兰政府在多个领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包括内部行政管理、直接和间接征税、国教事务、渔业、狩猎、农业和驯鹿饲养、社会福利、劳动力市场事务、教育和文化事务、职业教育、保健事务、住房和环境保护。经过二十年地方自治,根据《地方自治法》可以移交的所有责任领域实际上都已经由地方自治政府接管。

格陵兰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在欧洲共同体中的地位变化。格陵兰于1973年随丹麦一起加入欧共体,但格陵兰人在1972年的丹麦全民公投中以约70%的反对票反对加入。格陵兰地方自治政府社会事务部长摩西·奥尔森曾表示:“我们确认与丹麦和欧洲的关系,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作为‘欧洲区域’的欧共体正式成员资格是不充分且不可行的,与我们通过地方自治建立的自决权不相容。” 1982年,格陵兰举行公投,以52%的多数决定退出欧共体。1985年,格陵兰获得了《海外国家和领土协定》安排,其欧共体成员资格随即终止。

(2)2009年自治法的扩展与自决权承认

经过二十年的地方自治实践,格陵兰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在王国统一的范围内修正格陵兰的地位。1999年至2000年交替之际,格陵兰地方自治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于2003年提交报告,格陵兰议会认可了其建议,随后组建了格陵兰-丹麦自治委员会。2008年5月,该委员会向丹麦政府和格陵兰政府提交了报告,其中包括《格陵兰自治法》草案。

2008年11月25日,格陵兰举行全民公投,以75.5%赞成、23.6%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批准了新的自治安排。投票率高达71.96%,支持率甚至高于1979年的地方自治公投。《自治法》于2009年6月21日——格陵兰国庆日——正式生效,取代了1979年的《地方自治法》。

2009年《自治法》的关键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责任领域方面,自治安排为进一步接管大量领域铺平了道路,包括矿产资源、警察和检察服务、司法管理(包括建立法院)、监狱和缓刑服务、法律行为能力、家庭法和继承法、外国人事务和边境管制、公司法、会计和审计、金融监管等。但基于丹麦王国的统一性和丹麦宪法,自治当局不能接管以下领域:宪法、外交事务、国防和安全政策、最高法院、国籍、汇率和货币政策。

其次,在经济关系方面,《自治法》引入了一个总体模式:丹麦政府补贴维持在2009年水平不变,即每年约34亿丹麦克朗(约4.57亿欧元),并根据价格和工资发展进行调整。格陵兰自行资助未来接管的领域。格陵兰矿产资源活动的收入归格陵兰自治当局所有。当矿产资源收入超过每年7500万丹麦克朗(约1000万欧元)时,丹麦政府补贴将按超出部分的一半相应减少。当丹麦政府补贴减少至零时,自治当局和政府之间将启动谈判,内容包括格陵兰底土矿产资源收入的分配以及恢复政府补贴的问题。

第三,在外交事务方面,《自治法》引入了自治当局参与外交政策事务的总体规定。外交政策仍然是丹麦政府的宪法特权,不能移交给格陵兰地方自治当局。但《地方自治法》创建了合作程序,赋予自治当局在咨询、代表和执行方面的多项重要职能。丹麦政府在缔结特别影响格陵兰利益的条约之前必须咨询自治当局。自治当局可以向丹麦外交使团派遣代表以维护格陵兰的重要商业利益,并可经授权在国际谈判中代表格陵兰进行纯属格陵兰事务的谈判。

第四,格陵兰语被确定为格陵兰的官方语言。第五,或许最重要的是,《自治法》包含了格陵兰未来如何成为独立国家的规则。启动独立谈判的决定应由格陵兰人民作出,丹麦政府随后将与格陵兰政府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格陵兰政府与丹麦政府之间关于独立的协议需要格陵兰议会和丹麦议会双方的同意。根据丹麦宪法,政府未经议会同意不得“采取任何增加或减少王国领土的行为”。

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在2026年1月的联合记者会上重申:“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在王国内享有自治权。格陵兰岛‘不会被美国拥有、不会由美国统治、也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这一表态的法律基础,正是2009年《自治法》所确立的框架:格陵兰的未来归属,只能由格陵兰人民自己决定。

(3)丹麦保留的外交与防务权限

2009年《自治法》在扩展格陵兰自治范围的同时,明确划定了丹麦保留的核心权限。这些保留领域构成了格陵兰与丹麦关系中“不可转移”的部分,也是格陵兰独立进程必须面对的结构性约束。

外交事务是丹麦保留的最重要权限之一。根据《地方自治法》和《自治法》,外交政策的权力是丹麦政府的宪法特权,不能移交给格陵兰自治当局。格陵兰在丹麦外交使团中的代表权是“咨询性和代表性”的,而非决策性的。自治当局可以在丹麦外交使团中派驻代表以维护格陵兰的商业利益,但这一代表权的行使需要与丹麦外交部门协调。在涉及格陵兰“特别利益”的条约谈判中,丹麦政府必须咨询格陵兰自治当局,但咨询不等于共同决策权。

国防和安全政策同样由丹麦政府掌管。格陵兰作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从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法律基础是丹麦与美国之间的协定,而非格陵兰自治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协定。格陵兰议会议长和自治政府总理在2025年3月的联合声明中,将美国关于“吞并和控制格陵兰”的反复言论描述为“在防务联盟中对朋友和盟友不可接受的”。这一表述的微妙之处在于:格陵兰是北约的“一部分”(通过丹麦),但格陵兰自身在防务决策中几乎没有直接发言权。格陵兰在2021年建立了一个由丹麦、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组成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联络小组,格陵兰在北极理事会和北欧理事会等区域机构中的丹麦代表团中也获得了增强的角色。但这些安排仍然是在丹麦主权框架内的“参与”,而非独立的决策权。

宪法、最高法院、国籍、汇率和货币政策同样属于丹麦保留的领域。格陵兰使用丹麦克朗作为货币,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格陵兰的国籍法由丹麦制定,格陵兰人自动获得丹麦国籍。格陵兰的最终司法上诉权在丹麦最高法院。

这些保留领域的意义在于:即使格陵兰接管了矿产资源、司法管理、警察等广泛的内政领域,其在对外关系和安全事务上的自主权仍然极为有限。而这恰恰是特朗普“购岛”和“安全控制”图谋所瞄准的核心领域。格陵兰的自治体制赋予它在内政上的高度自主,但在外交和防务上,格陵兰的声音仍然必须通过哥本哈根来传递。当特朗普在2019年提出“购岛”时,他的对话对象是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而非格陵兰总理。当美国在2026年与丹麦和格陵兰签署三方安全协议时,格陵兰是作为一个被咨询方而非决策方参与其中的。格陵兰外长埃格德在会谈中强调“格陵兰是谈判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一表述本身恰恰揭示了一种不对称:格陵兰是“被涉及”的一方,而非“做出决定”的一方。

这一结构性约束是理解格陵兰困境的关键。格陵兰的自治体制越是深化,其对外交和防务权限“缺失”的感受就越是强烈。2009年《自治法》承认格陵兰人“根据国际法是一个民族”,并明确格陵兰人民将决定格陵兰的独立。但格陵兰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在丹麦王国框架内所拥有的有限对外权限。当美国以“安全”为由要求对格陵兰施加控制时,格陵兰不能直接对美国说“不”——它必须通过丹麦来传达这一立场。而当丹麦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需要维护与美国的关系时,格陵兰的“不”是否能够被完整地、坚定地传达,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格陵兰与丹麦关系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从封闭的殖民空间,到宪法上的“平等”并入,再到地方自治和自治体制的逐步深化,最终通向一条尚未走完的独立之路。但这条轨迹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未解决的张力。1953年的“并入”没有征询格陵兰民众的直接意愿,1979年的地方自治没有触及外交和防务,2009年的自治承认了自决权但没有赋予格陵兰独立的外交和防务能力。这些未解决的张力,在特朗普的“购岛”和“安全控制”图谋面前,从历史深处的潜流变成了现实政治中的急流。格陵兰人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但缺乏实现这一权利的工具;他们渴望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但大国博弈的游戏规则并不为小民族的意愿预留足够的空间。

(三)美国在格陵兰的历史军事存在

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是理解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图谋的关键历史背景。它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跨越七十余年的持续性事实。从二战期间海岸警卫队巡逻队进驻,到冷战高峰时期17个军事设施、逾万名驻军的庞大网络,再到冷战后收缩至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单一据点,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足迹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扩张—收缩—再扩张”周期。特朗普的格陵兰野心,在军事层面并非要开创什么全新局面,而是要恢复并制度化一个曾经存在、后来被大幅削减的军事态势。理解这一历史脉络,是理解2026年安全协议为何“内容看似有限、影响却极为深远”的必要前提。

1.冷战时期的基地网络与战略部署

(1)图勒基地的建立与升级

图勒基地的诞生,源于冷战初期美国核战略的一个根本性技术难题。二战后,美国空军发现,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从美国或加拿大基地起飞、对苏联目标实施打击后返航的往返飞行,在燃料和后勤上几乎不可行。从美国到苏联最重要工业区的最短路线经过北极,而图勒——位于莫斯科与纽约之间的精确中点——成为这一路线的天然枢纽。

1945年至1950年间,美国军方一直在研究在格陵兰建立一个“主要作战基地”的可能性。1950年11月,一个空军军官委员会正式建议在皮图菲克/图勒地区建立基地。这一建议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同,并获得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为取代二战期间美丹之间签署的格陵兰协议,一份新的防务协定于1951年4月27日签署,6月8日生效。应北约的请求,该协定成为北约防御计划的一部分,规定两国将安排北约部队使用格陵兰的设施,用于防御“格陵兰防务区”。

基地的建设以“蓝鸟行动”(Operation Blue Jay)为代号秘密进行。1951年6月6日,一支由12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船厂启航,船上载有12,000名人员和300,000吨货物,于7月9日抵达北星湾。建设昼夜不停,工人们最初住在船上,直到营房建成。整个建设在短短104天内完成,其规模被评价为“堪比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巨大工程”。

图勒基地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作为战略空军司令部(SAC)轰炸机和加油机的前沿基地。它配备了一条10,000英尺(约3,048米)、宽200英尺的跑道,以及约1亿加仑的燃料储存能力——国防部最大的燃料库,专门用于支持B-47轰炸机的空中加油。基地的设计容纳能力为12,000人,在高峰时期驻扎了约10,000人。基地设施包括2,600英亩主基地、82英里道路、38个燃料罐、10个机库(其中6个各28,000平方英尺)、122栋营房、6个食堂、体育馆、服务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图书馆、基地交易所、邮局、剧院、教堂、医院、63座仓库、洗衣房、面包房、两座主发电厂和四座辅助发电/供热厂。一座1,000英尺长的码头从墨西哥湾拖来的8艘驳船改装而成。

1951年8月18日,新跑道正式启用,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亲临视察。1952年11月,空军正式接管基地,图勒被视为“可运作”。到1953年秋,主要建设基本完成。

冷战期间,图勒基地的功能经历了持续的升级。1958至1959年,美国开始在图勒建造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BMEWS)雷达站。该系统于1961年投入运作,成为监测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攻击北美大陆的关键节点。BMEWS链条的其他两个主要站点分别建在阿拉斯加的克利尔和英国的菲林代尔斯。此后,图勒的雷达还被接入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太空探测与跟踪系统(SPADATS),负责登记所有人造太空物体。

图勒基地的核武器部署历史,是格陵兰军事存在中最为敏感的一页。1962年后,基地增添了战略导弹预警和空间监视功能。在1960年代,图勒还部署了配备核弹头的“奈基-赫拉克勒斯”防空导弹,用于拦截可能来袭的苏联轰炸机机群。1968年1月21日,一架携带4枚核弹的B-52轰炸机在格陵兰西北角冰区坠毁,核弹中的钚扩散到冰面,引发大规模清理行动。这一事故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丹麦早在1957年就颁布了无核区政策,禁止任何核武器在丹麦领土或领空内存在,但图勒基地的核武器部署显然违背了这一政策。坠机事件使丹麦政府饱受质疑。

图勒基地还催生了一个更加秘密、更加激进的冷战项目。1950年代末,美国陆军提出了“冰虫计划”(Project Iceworm),计划在格陵兰冰盖下部署600枚核弹头,通过数千英里长的地下隧道网络进行运输和发射。为验证这一构想,陆军在冰下建造了“世纪营”(Camp Century),一个由隧道和预制建筑组成的地下设施。冰虫计划最终因冰盖移动的技术难题而被放弃,但世纪营的建设和废弃,为格陵兰留下了持久的环境遗产。

(2)17个军事设施与万人驻军规模

图勒基地并非孤立存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格陵兰维持了一个由17个军事设施组成的庞大网络,总驻军人数超过10,000人。

这些设施分布在格陵兰的多个战略位置。除图勒主基地外,还包括:位于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Narsarsuaq),即“蓝色西一号”(Bluie West One)基地,拥有深水港和机场,是美国在格陵兰南部的主要后勤枢纽;位于格陵兰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格(Mestersvig)基地,用于监控东海岸和丹麦海峡;位于冰盖上的多个雷达站和气象站;以及分布在西海岸的多个辅助设施和补给站。

这种分散部署的战略逻辑是多重的。军事上,分散的基地网络提供了冗余和纵深——即使某个节点受到攻击,其他节点仍能继续运作。地理上,格陵兰东西两岸的战略价值不同:西海岸的图勒基地面向北极和苏联北部,东海岸的设施则监控丹麦海峡和GIUK缺口(格陵兰—冰岛—英国之间的海上通道),这是苏联北方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路。气象上,格陵兰的气象观测站对欧洲和北大西洋的天气预报至关重要——二战期间,正是格陵兰的气象数据支持了诺曼底登陆的决策。冷战期间,这一功能延续并扩展,气象数据同时服务于军事行动和民航。

万人驻军的规模,使格陵兰在冷战高峰期实质上成为一个军事化社会。图勒基地本身的设计容量为12,000人,实际驻扎约10,000人(包括在Camp Tuto、BMEWS/J-Site、世纪营、P-Mountain、奈基阵地和Cape Atholl的人员)。这些人员不仅包括军事人员,还包括大量文职雇员、工程师、气象学家和后勤人员。基地的存在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了社会和文化冲击——格陵兰本地人与美国基地人员之间的接触,既催生了文化交流,也引发了关于文化侵蚀和社会问题的担忧。

冷战结束后,这个庞大的网络迅速瓦解。美国在格陵兰的17处军事设施中,只保留了一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原图勒基地)。驻军从超过10,000人缩减至约150至200人。其余16处设施被关闭或移交,但美国撤离时留下了大量危险废弃物。丹麦《政治报》2026年的调查发现,至少36个前美军基地和设施所在地留下了数千吨危险或受污染的废物,包括数百个生锈的柴油桶、汽车蓄电池、破损管道、电缆和数百万升弱放射性水。这些环境遗留问题,成为格陵兰与美国关系中一个尚未清算的旧账。

(3)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的法律框架

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是美国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法律基石。这份协定是在北约框架下签署的,其序言明确指出,签署方“考虑到根据《北大西洋条约》所承担的责任”,“希望为防御格陵兰和北大西洋条约区的其余部分作出贡献”,并“应北大西洋条约组织(NATO)的请求”进行谈判。

协定的核心条款构成了美国军事存在的法律基础。第二条规定,美国有权在双方商定的“防务区”内建立和运营军事设施。在这些区域内,美国政府的权利包括:为军事用途改善和配置区域;建造、安装、维护和运营设施与设备(包括气象和通信设施);驻扎和安置人员并保障其健康、娱乐和福利;提供区域的保护和内部安全;建立和维护邮政设施和军营商店;控制船只、飞机、水上工具和车辆的着陆、起飞、锚泊、系泊、移动和操作;改善和加深港口、航道、入口和锚地。

协定明确保留了丹麦的主权。第二条(b)款规定,上述权利“不影响丹麦王国对该防务区的主权,也不影响丹麦主管当局在格陵兰全境自由通行的自然权利”。丹麦国旗和美国国旗同时在防务区上空飘扬。丹麦驻格陵兰总司令可以向美国指挥官参谋部派驻丹麦军事人员,美国指挥官在涉及丹麦利益的所有重要地方事务上应与其协商。

协定还规定了美国军事力量在格陵兰的通行权。根据第五条第3款,美国政府“有权为其船只、飞机、武装部队和车辆在格陵兰全境(包括领水)的防务区之间自由通行和移动,无论陆上、海上还是空中”。协定同时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应“尽可能尊重格陵兰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包括狩猎、捕鱼及其他传统、文化、历史和其他未来活动”。

1951年协定是一个开放性框架,而非一份详尽的操作手册。它为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提供了法律授权,但具体的基地数量、规模、功能,以及美丹格三方之间的协商机制,都在后续的实践中逐步填充。这种开放性既是协定的优势——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也是其争议性的来源:当特朗普在2025-2026年试图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时,他援引的正是这份协定所确立的法律框架,而格陵兰方面则质疑,一份1951年签署、格陵兰当时甚至没有自治政府的协定,是否应该继续作为约束格陵兰未来的法律基础。

2.冷战后收缩与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延续

(1)基地关闭与人员削减过程

冷战的终结,使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失去了最根本的战略理由。苏联的威胁消失后,为核战争准备的前沿轰炸机基地、分散的雷达网络和万人规模的驻军,在军事必要性和财政合理性上都难以维持。

收缩的过程是渐进而非突然的。1990年代,美国逐步关闭了格陵兰的多个辅助设施。纳萨尔苏瓦克的“蓝色西一号”基地在1950年代就已关闭,此后当地常住人口从数千人骤降至几十人。格陵兰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格基地被移交,此后由丹麦特种部队“天狼星雪橇犬巡逻队”使用。冰盖上的雷达站和气象站陆续关闭或转为自动化运作。奈基防空导弹阵地被撤除。图勒基地本身也经历了大幅裁员,从高峰期的约10,000人降至数百人。

到2020年代,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已收缩至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该基地的驻军规模约为150至200人。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2026年1月确认了这一数字。与冷战高峰期的万人规模相比,这是一个近乎“归零”的收缩。

但收缩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在关闭基地的同时,保留了在格陵兰的法律权利和战略选项。1951年协定依然有效,美国依然有权在格陵兰设立防务区和部署军事力量。2004年的《伊加利库协定》进一步确认了美国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法律基础。这种“权利保留、存在收缩”的状态,为特朗普时期的“再扩张”埋下了伏笔。

收缩时期还留下了一个未清算的环境债务。丹麦《政治报》的调查揭示了美国撤离时留下的污染规模:至少36个前美军设施所在地有数千吨危险废物。弱放射性水的来源是世纪营的核反应堆——该反应堆在1960年代为冰下基地提供电力,废弃时被留在了冰下,其放射性物质随着冰盖的融化而缓慢释放。这些环境遗留问题,在格陵兰社会内部培育了一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深层不信任。当特朗普在2025-2026年提出扩大军事存在时,格陵兰人的记忆中不仅有“保护者”的叙事,还有“污染者”的阴影。

(2)导弹预警与太空监视功能的保留

在几乎所有其他功能被剥离之后,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成为皮图菲克基地存续的核心理由。这一功能的战略必要性,从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失。

皮图菲克基地位于北极圈以北约1,200公里处,是美国国防部在地球上最北端的军事设施。这一位置赋予它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从北极方向来袭的弹道导弹,其飞行轨迹经过格陵兰上空;从欧洲至北美的战略导弹最短路径也正好经过格陵兰岛。部署在皮图菲克的雷达,可以在导弹进入北美大陆上空之前提供最长的预警时间。

基地驻扎着美国太空军第12空间预警中队,执行三项关键任务:导弹预警、导弹防御和太空监视。执行这些任务的核心装备是双面固态相控阵雷达系统,全天候运作。该雷达能够探测可能危害美加的弹道导弹,通过导弹预警中心与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协同预警。同时,它收集轨道物体(他国卫星及轨道飞行器)的数据,传输至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部队基地的第18太空控制中队及其他国防部情报与防御中心。

皮图菲克还驻扎着第23太空作战中队的一个支队,负责参与追踪和指挥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卫星。基地的追踪站为用于监视、通信、导航和气象的卫星提供遥测、追踪和指挥服务,同时允许美国航天局(NASA)、加拿大皇家空军以及多国气候、地震和深空研究团体在基地设点。

2017年,美国对基地的雷达设备进行了升级,耗资约4000万美元。基地配备超过3,500个天线,可以监视4,800余公里的空间,覆盖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同年7月,一枚“联盟”号运载火箭从俄罗斯东方港航天发射场发射,携带33颗卫星,皮图菲克基地使用雷达对此次发射进行监视,并向范登堡的美联合太空作战中心实时汇报。

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功能的保留,使皮图菲克基地成为美国导弹防御体系和太空态势感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节点。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副教授雅各布森的评价是准确的:“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发射导弹,核导弹最短的路线就是经由北极和格陵兰。这就是为什么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特朗普在2025年将格陵兰与“金穹”导弹防御项目挂钩,其技术逻辑正源于此:没有格陵兰的雷达,金穹的预警链条就存在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

(3)2004年《伊加利库协定》的调整

2004年8月6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丹麦外交大臣佩尔·斯蒂格·穆勒和格陵兰自治政府外事负责人约瑟夫·莫茨费尔特在格陵兰南部小村伊加利库签署了一份协定,对1951年《格陵兰防务协定》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伊加利库协定》的签署背景,是格陵兰自治体制深化后对自身在防务事务中参与权的要求。1979年地方自治和2009年自治法的前奏——2003年的《伊蒂莱克宣言》——为格陵兰在防务协定中获得更正式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协定的核心变化是格陵兰成为防务协定的正式伙伴。在此之前,1951年协定的签署方是美国和丹麦,格陵兰是被“涉及”的对象而非“参与”的一方。《伊加利库协定》将格陵兰自治政府纳入协定框架,赋予其在涉及美国军事存在的决策中更大的咨询权。

协定还包含几项实质性安排。第一,美国确认将在防务活动方面咨询并告知丹麦和格陵兰政府。第二,协定包含一份关于扩大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建立了美格联合委员会,为三方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对话平台。第三,协定还包含一份关于格陵兰环境合作的声明。

从格陵兰的角度看,《伊加利库协定》是一个里程碑。它首次将格陵兰自治政府置于与美国直接对话的位置上,尽管这种对话仍然是在丹麦主权框架内进行的。格陵兰外事负责人莫茨费尔特在签署时表示,格陵兰“赞同美军对该基地雷达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强调如果美国想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这些雷达,“必须进行新的谈判和签署新的协定”。这一表态反映了格陵兰在防务事务中的有限但真实的谈判地位:它可以对具体的使用方式提出条件,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决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

《伊加利库协定》的实际效果,在2026年安全协议的谈判中得到了检验。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在2026年1月建立三方工作组、并在9月签署新的安全协议时,格陵兰的参与正是以《伊加利库协定》所确立的伙伴框架为基础的。但格陵兰外长埃格德在会谈中强调“格陵兰是谈判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最重要”不等于“有决定权”。《伊加利库协定》给了格陵兰一个座位,但没有给它一票否决权。在丹麦保留外交和防务权限的宪法框架下,格陵兰的“参与”始终是在一个由哥本哈根和华盛顿共同划定的边界之内进行的。

从1951年到2004年,再到2026年,美国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法律框架经历了一个渐进但意义深远的演变。1951年协定确立了美国的军事权利,但将格陵兰完全置于丹麦的主权代表之下。2004年《伊加利库协定》将格陵兰从“被涉及的对象”提升为“被咨询的伙伴”。2026年安全协议则将美国军事存在的范围从单一基地扩展至多防区网络,同时将格陵兰的“咨询权”进一步制度化。但每一份新文件都没有改变一个根本性的权力不对称:美国拥有军事存在的实质权利,丹麦拥有主权的外交表述,格陵兰拥有被咨询的程序地位。三方各有其“权利”,但权利的性质和分量截然不同。特朗普的“拿下”,正是要在这一不对称结构中,将美国的实质权利最大化,将丹麦的主权表述最小化,并将格陵兰的程序地位限定在一个无法挑战美国控制的框架之内。

二、特朗普“购岛”执念的初次登场(2019)

2019年8月,当特朗普首次公开承认他有意购买格陵兰岛时,全世界的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困惑与嘲笑。丹麦首相说这“荒谬”,前首相说这是“愚人节笑话”,格陵兰议员说“不用,谢谢”。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取消对丹麦的国事访问,并在推特上指责丹麦首相“讨人厌”。这一幕在当时被广泛解读为特朗普式荒诞剧的又一集,是“推特外交”失控的典型案例,与严肃的地缘政治分析几乎不沾边。

但七年之后回看,2019年的“购岛闹剧”绝非一场无足轻重的即兴表演。它是特朗普格陵兰战略的“公开宣言”——尽管以最笨拙、最得罪人的方式呈现。正是这次公开试探,将格陵兰从美国战略讨论的边缘议题,一举推上了大国博弈的前台。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核心逻辑:这是一笔“交易”,而交易的对象不仅包括丹麦,也包括美国自身的战略传统、盟友关系和国内政治议程。

理解2019年的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朗普说了什么”的层面。需要看到的是:为什么是2019年?为什么是格陵兰?为什么以“购买”而非其他形式提出?为什么遭到拒绝后的反应如此激烈?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特朗普格陵兰野心从“个人执念”向“国家政策”转化的关键节点。

(一)购岛意向的披露与舆论反应

1.特朗普公开承认讨论购岛

(1)2019年8月对媒体的表态

2019年8月18日,特朗普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场对记者发表了一番令在场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言论。当被问及是否曾考虑购买格陵兰岛时,特朗普的回答超出了所有预设的提问框架:“从战略上讲,这很有趣,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他进一步补充说,这“本质上是一笔大型房地产交易”,对美国来说“可能具有战略性意义”,并暗示他计划在9月初访问丹麦时讨论这一话题。

这段话的措辞值得逐字分析。“战略上很有趣”——不是“经济上有利可图”,不是“历史上具有正当性”,而是“战略”。“大型房地产交易”——用商业术语描述主权领土的获取,将地缘政治简化为资产并购。“可能具有战略性意义”——一种试探性的、非承诺性的表述,既保留了想象空间,又没有正式的政策宣示。“计划在访问丹麦时讨论”——将购岛议题与国事访问直接挂钩,暗示这并非随口一说。

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公开表态,本身就具有政治计算。此前,《华尔街日报》已于8月15日率先披露了特朗普在会议和晚宴中多次询问顾问“美国能否购买格陵兰”的情况。白宫律师办公室甚至被要求研究这一想法的可行性。换言之,公开表态之前,内部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特朗普的公开确认,是在媒体报道已经泄露风声的情况下的“顺势而为”——与其否认或淡化,不如将其转化为一次公开的“交易宣示”。

(2)“战略上很有趣”的定性

特朗普将格陵兰定性为“战略上有趣”,这一表述背后是一套与传统地缘政治话语不同的逻辑。

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会从北极航道、导弹预警、资源竞争等角度论证格陵兰的价值。特朗普的表述则将其简化为一个“有趣”的选项——就像在评估一块待开发的土地时,说“这块地位置不错,值得看看”。这种表述方式体现了特朗普特有的交易型认知框架: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评估、被定价、被交易,地缘政治不过是规模更大的房地产。

但这种“简化”并不等于“浅薄”。将格陵兰定性为“战略上有趣”,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判断:在特朗普的优先级排序中,格陵兰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到,需要通过“交易”来“激活”。这与美国战略传统中对格陵兰的认知是一致的——美国长期以来将格陵兰视为一个“有用的据点”,但从未将其纳入“必须拥有”的核心利益清单。特朗普的“有趣”定性,是在尝试将格陵兰从“有用”提升为“必要”。

“战略上很有趣”的另一个含义,是对替代方案的不耐烦。在特朗普的逻辑中,美国已经在格陵兰拥有军事基地,已经通过北约框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准入,但这些安排在他看来都是“不完整的”。购买——或者任何形式的“拿下”——意味着将这种不完整的安排升级为完整的控制。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是特朗普交易思维的核心特征:他不满足于“使用”,他想要“拥有”。

(3)与丹麦首相访问的日程关联

特朗普的公开表态与他对丹麦的国事访问日程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联。按照原计划,特朗普将于9月2日至3日访问丹麦,作为其欧洲之行的一站。白宫最初的声明称此行与购岛无关,是应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邀请进行的正常双边访问。

但特朗普自己在公开表态中直接将购岛与访问挂钩——“我计划在9月份访问丹麦时讨论这一话题”。这一表述将一次常规的国事访问重新定义为一次交易谈判的场合。丹麦方面在访问准备期间对此并不知情。美国驻丹麦大使卡拉·桑兹在特朗普取消行程前几个小时还发推特称“丹麦已经为特朗普的访问做好准备”。这种信息不对称本身就说明,特朗普的购岛意图在美丹外交渠道中并未被作为正式议题进行沟通,而是特朗普本人单方面抛出的“交易提议”。

将购岛与国事访问挂钩的策略,反映了特朗普对外交场合的工具化理解。在他的认知中,国事访问不是礼仪性的外交仪式,而是施压和交易的窗口。访问本身成为筹码:你愿意谈格陵兰,我就来;你不愿意,我就取消。这种逻辑在国际外交的常规框架中是难以理解的,但在特朗普的交易思维中是完全自洽的。

2.丹麦与格陵兰的立即拒绝

(1)格陵兰自治政府“不对外出售”声明

格陵兰方面的反应迅速而明确。格陵兰自治政府外事部门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措辞克制但立场坚定的声明:“格陵兰拥有丰富的宝贵资源……且是一个探险旅游的新前沿之地。我们欢迎做生意,但它是非卖品。”

这条推文的措辞值得注意。它没有使用“主权”“自决权”等政治性词汇,而是以“做生意”和“非卖品”的商业语言回应特朗普的商业语言。这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用房地产交易的语言谈论格陵兰,我就用同样的语言告诉你,这块“资产”不在市场上。

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金·基尔森的表态更为直接:“格陵兰不会出售。” 这一表态得到了格陵兰议会各党派的广泛支持。因纽特人党女议员拉尔森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不,谢谢”。格陵兰第二大政党因纽特人共同体的丹麦议员拉森对路透社表示:“我肯定格陵兰岛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从长期来看,与丹麦有关系比与美国有关系要好”。

格陵兰的拒绝不仅仅是“不卖”的问题。它触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政治事实:格陵兰不是丹麦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2009年《自治法》明确承认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的未来归属只能由格陵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的“购岛”言论在形式上绕过了这一法律安排——它假设丹麦有权出售格陵兰,而这恰恰是格陵兰自治体制试图挑战的核心命题。

(2)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荒谬”评价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的反应比格陵兰方面更为激烈。8月18日,正在格陵兰访问的弗雷泽里克森对记者表示,特朗普的购岛想法是“荒谬的讨论”。她说:“格陵兰不会被出售。格陵兰不是丹麦的,格陵兰是格陵兰的。”

“荒谬”这个词的选择,成为后续外交风波的导火索。从丹麦的角度看,“荒谬”是对一个不切实际提议的合理定性。弗雷泽里克森还表示,她“强烈希望这只是开玩笑”。这一表述暗示她最初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一种不严肃的政治表演。

但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荒谬”是一个对美国总统和美国本身的侮辱。特朗普在随后的回应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丹麦首相关于这是一个荒谬想法的声明是恶意的、不恰当的。他们可以告诉我‘不行’,从哈里·杜鲁门总统开始美国就开始惦记格陵兰岛了,他们不能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因为丹麦首相不是在和我说话,而是在和美利坚合众国说话,和美国不能这样说话。”

这段话揭示了特朗普对“尊重”的敏感,以及他将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等同的认知模式。弗雷泽里克森批评的是“购岛想法”的荒谬性,特朗普接收到的却是对“提出想法的人”的侮辱。这种认知错位,是特朗普外交风格的一个核心特征:他将政策分歧个人化,将外交互动情感化。

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的表态更加不留情面,他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定是愚人节笑话。完全不合时节。” 丹麦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艾斯培森对丹麦广播电视台表示:“如果他真在考虑此事,那就最终证明他已经疯了。丹麦将5万公民卖给美国的想法荒谬至极。” 政治评论员托马斯拉森的评价则更为尖锐,称这是一场“重量级的侮辱”。

(3)特朗普取消访问的外交风波

8月20日晚,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取消对丹麦的访问。他的推文写道:“丹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人民很了不起,但根据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说法,她对讨论购买格陵兰岛不感兴趣,我将把原定于两周后举行的会晤再推迟一段时间。”在第二条推文中,他补充道:“首相如此直白,为美国和丹麦都省了很多花费和力气。我为此感谢她,并期待今后某个时候重新安排时间会面。”

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随后证实,整个丹麦访问行程被取消,包括与丹麦女王的会面。这一决定令丹麦方面“完全出乎意料”。丹麦皇室表示特朗普推迟访问“完全出人意料”。弗雷泽里克森本人表示,她感到“遗憾和惊讶”,并称“我一直都期待着这次访问”。

特朗普在取消访问后的进一步表态,将矛头继续对准弗雷泽里克森。8月21日,他在动身前往肯塔基州前对记者说:“我认为总理说‘荒谬’——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很讨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她本可以直接说‘不,我们没兴趣’。”他进一步评论道,弗雷泽里克森“以一种非常讽刺、讨厌的方式说话”,“我认为她的评论、拒绝我的方式不友善,因为她所拒绝的是美国。”

这场外交风波的核心,是特朗普将一次政策分歧升级为对“美国”的冒犯。在他的认知框架中,他作为总统提出的任何“交易提议”都代表着美国。拒绝这个提议,就是对美国的拒绝。这种将个人提议与国家利益完全等同的逻辑,使任何外交谈判都失去了“对事不对人”的空间。

弗雷泽里克森在风波中的回应展现了丹麦外交的克制与务实。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不想与特朗普进行“口水战”,并强调“这件事不会影响丹麦与美国的关系,丹麦仍然希望在北极事务上与美国合作”。她否认了应该在拒绝时表现得更加和善委婉,称“我认为我们丹麦作出了正确的反应。我们不会关闭大门,我认为这种观点得到了格陵兰和丹麦人民的广泛支持。丹麦和美国互相需要对方。北极问题日益重要,我们仍然需要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这场风波的直接后果是特朗普取消了对丹麦的国事访问。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将格陵兰问题从一个边缘议题变成了国际政治的热点。在此之前,格陵兰在美国战略讨论中的存在感极低。在此之后,它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张力点。特朗普或许没有“买到”格陵兰,但他成功地让全世界开始谈论格陵兰。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在2025-2026年的后续行动至关重要。

(二)2019年购岛提议的动因分析

1.战略层面的考量

(1)北极竞争意识的前置性表达

2019年的购岛提议,在时间上早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大国竞争”叙事。彼时,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但北极尚未被明确纳入这一竞争框架的前沿地带。

特朗普的格陵兰提议,可以被视为一种前置性的北极竞争意识表达。CGTN的分析指出,特朗普的格陵兰兴趣“是美国战略意图的直接宣言”,“寻求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希望增加其在北极圈的战略和军事优势”。这一判断在2019年可能显得超前,但在2025-2026年的语境中则完全被验证。

北极竞争意识的前置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特朗普的提议出现在中国2018年发布首份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极地丝绸之路”构想之后不到一年。其次,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建设和北方航道开发在2019年已经显著加速。普京在2019年4月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北极计划,包括建设港口和扩大破冰船舰队。第三,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阻止了中国资助格陵兰三个民用机场建设的计划,理由是“军事用途”。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在特朗普公开购岛言论之前,就已经在格陵兰问题上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实质性行动。

巴黎国际关系学院极地地缘政治教授米卡·梅雷德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关键框架:特朗普的格陵兰提议是“对北极控制权更广泛战略斗争的一部分”。他向法新社表示,特朗普的逻辑是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信号:“对俄罗斯人说:‘即使你是2021年北极理事会主席,你也不会永远是北极的主要力量。’对中国人说:‘我们不会让你在格陵兰站稳脚跟。’”

(2)对中俄北极活动的初步关切

2019年,美国对中俄北极活动的关切尚处于“初步”阶段,但其核心焦虑已经清晰可见。

对中国的关切集中在两个层面。经济层面,中国对格陵兰矿产资源的兴趣,尤其是稀土,触动了美国的供应链安全神经。格陵兰被认为是除中国之外稀土储量最大的地区。美国内政部在2018年评估认为这些矿产资源“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当时约80%的进口来自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一个战略脆弱性。控制格陵兰的稀土资源,被视为减少这一依赖的潜在途径。

战略层面,中国2018年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将中国定义为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并提出“极地丝绸之路”构想。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基础设施投资的警惕,在2019年已经通过阻止中国资助格陵兰机场的行动表现出来。特朗普的购岛提议,可以被解读为将这种“阻止”策略升级为“占有”策略:与其被动地否决中国的投资,不如主动地将格陵兰纳入美国控制。

对俄罗斯的关切则更为传统。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北方舰队、破冰船舰队、北极基地网络——是美国在北极方向面临的最直接军事挑战。格陵兰作为监控俄罗斯北方舰队活动、预警从北极方向来袭导弹的关键节点,其军事价值在美俄竞争回归的背景下被重新评估。俄罗斯在2019年加大北极开发力度,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格陵兰战略价值的认知。

(3)房地产思维与“大交易”逻辑

特朗普的购岛提议,无法脱离他的房地产商背景来理解。他本人将其描述为“大型房地产买卖”。英国《卫报》指出,“地产大亨的耀眼光环令特朗普念念不忘”。CGTN的分析也强调,特朗普的行为模式“深深植根于他的地产商背景”。

房地产思维在格陵兰问题上的体现是多重的。首先,是对“资产”的识别。在特朗普的认知中,格陵兰是一块“位置极佳、资源丰富、价格可能被低估”的资产。他在晚宴上向顾问描述的逻辑是:丹麦因支持格陵兰而面临财政困难,所以“应该考虑买下这个岛”。这是一种典型的困境资产收购逻辑:卖方有财务压力,买方有机会低价获取。

其次,是“交易”的框架。特朗普将格陵兰问题框定为“购买”而非“吞并”或“占领”,这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交易形式的偏好。购买是一种“文明”的获取方式,有先例可循(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有法律框架,有价格可以谈判。在特朗普的逻辑中,购买比军事占领更“体面”,也更符合他作为“交易者”的自我认同。

第三,是“历史遗产”的追求。CGTN的分析指出,购岛可能为特朗普提供“历史遗产”,“与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3年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和安德鲁·约翰逊(1867年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并列”。白宫顾问中有人将购岛与艾森豪威尔给予阿拉斯加州地位相类比,认为这是“遗产建设者”的行为。对于一位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总统而言,通过领土扩张来“让美国再次变大”,具有一种直观的政治吸引力。

2.国内政治与个人因素

(1)交易型总统的行为模式

特朗普的格陵兰提议,是他“交易型总统”行为模式在国际领土问题上的典型应用。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包括:将复杂问题简化为交易、将对手视为谈判方、将政策分歧个人化、将外交场合工具化。

将复杂问题简化为交易,体现在特朗普用“大型房地产买卖”来描述一个涉及主权、自决权、北约框架和国际法的多层次地缘政治问题。在他的认知中,格陵兰问题的核心是“丹麦是否愿意卖”,而这是一个可以用价格解决的问题。他忽略了——或者刻意回避了——格陵兰人民自身的意愿、丹麦宪法的约束、以及国际规范对领土变更的限制。

将对手视为谈判方,体现在特朗普对丹麦和格陵兰的定位上。在他的逻辑中,丹麦是“卖方”,格陵兰是“资产”。他没有将格陵兰视为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政治实体,也没有将丹麦视为一个主权盟友,而是将两者都纳入了一个买卖关系的框架中。当“卖方”拒绝“买方”的报价时,特朗普的反应是“那就不谈了”——取消访问,中断接触。

将政策分歧个人化,体现在他对弗雷泽里克森“荒谬”一词的激烈反应上。他没有将“荒谬”理解为对提议内容的评价,而是将其理解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的回应——“她不是在和我说话,而是在和美利坚合众国说话”——将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完全等同,使任何政策层面的分歧都变成了对“美国”的冒犯。

将外交场合工具化,体现在他将国事访问与购岛谈判直接挂钩的做法上。在他的逻辑中,访问不是目的,而是筹码。你愿意谈格陵兰,我就来;你不愿意,我就取消。这种逻辑在外交实践中是罕见的,因为它将礼仪性的外交安排变成了施压工具,破坏了外交互动中基本的对等和尊重。

(2)对历史遗产的追求

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与他对“历史遗产”的追求密切相关。特朗普的政治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打破常规”和“完成前人未竟之事”的叙事之上。购买格陵兰——如果成功——将是一项可以被载入史册的“成就”,其规模堪比杰斐逊的路易斯安那购地和约翰逊的阿拉斯加购买。

这种遗产追求有几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对“伟大总统”身份的渴望。特朗普多次将自己与历史上“伟大”的总统相比较,购买领土是一种可以被量化、被铭记的“伟大”行为。其次,它是对“让美国再次变大”口号的空间化表达。在特朗普的修辞中,“伟大”往往与“大”相混淆——更大的领土、更多的资源、更强的军事存在。购买格陵兰是实现“变大”的直接途径。第三,它是对“交易能力”的终极展示。在特朗普的自传《交易的艺术》中,他反复强调“做大交易”的重要性。购买格陵兰——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将是他交易生涯的巅峰之作。

白宫顾问中有人明确将购岛与“遗产建设者”的角色联系起来,将其与艾森豪威尔给予阿拉斯加州地位相类比。这种类比的意义在于:它将格陵兰从一个“边缘议题”提升为“总统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特朗普而言,遗产不是由政策的长期效果定义的,而是由“完成了什么前人没做过的事”定义的。

(3)顾问团队的推动与劝阻

特朗普的格陵兰兴趣,在顾问团队中引发了分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一些顾问支持这一构想,称这是一个好的经济策略,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转瞬即逝的迷恋,永远不会实现”。CNN的报道也确认,“特朗普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支持购岛的顾问,其逻辑集中在经济与战略收益上。他们认为,格陵兰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稀土——对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具有战略价值。控制格陵兰可以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购岛可以被包装为一项“经济策略”,以“交易”而非“对抗”的方式实现美国在北极的战略目标。

劝阻的顾问,其担忧则集中在外交成本与可行性上。购岛提议在外交上被视为“笨拙”和“尴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北极问题专家迈克尔·拜尔斯指出,华盛顿有比“提出购买格陵兰岛这一政治上极其尴尬的建议”更好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他说:“如果格陵兰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没有任何安全问题能够得到更好地处理。它是北约联盟的一部分。至于资源,格陵兰岛对外国投资开放。”

拜尔斯的分析触及了购岛提议的一个根本性悖论: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已经通过1951年协定和北约框架得到了保障,美国对格陵兰资源的兴趣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投资渠道实现。购买格陵兰在战略必要性上并不成立,它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象征意义和政治叙事。劝阻的顾问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无法说服特朗普放弃一个在他眼中“战略上有趣”的交易机会。

顾问团队的分歧,在特朗普的决策模式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特朗普倾向于将顾问的谨慎视为“缺乏想象力”,将反对视为“建制派的阻挠”。在格陵兰问题上,他选择公开表达购岛意向,某种程度上是对内部劝阻力量的“绕过”——通过公开表态,将购岛从“可讨论的政策选项”变成了“已宣示的总统意图”,从而压缩了顾问团队反对的空间。

2019年的购岛事件,在表面上是一场以特朗普的“失败”告终的外交风波。丹麦说“不”,格陵兰说“不”,特朗普取消了访问,风波暂时平息。但这场风波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将格陵兰问题从美国战略讨论的沉默地带推向了公共领域。在2019年之前,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兴趣是“房间里的大象”——存在但无人公开讨论。在2019年之后,格陵兰成为一个可以被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无论是以“购岛”的荒诞形式,还是以“战略竞争”的严肃形式。

特朗普在2019年没有“拿下”格陵兰,但他成功地做了一件事:他让格陵兰问题变得无法被忽视。丹麦议员埃斯珀森承认,美国的购岛企图给丹麦敲响了“警钟”,“多年来,丹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该岛的军事战略地位”。格陵兰自治政府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外交事务,以回应外部大国对其未来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在购岛风波后宣布计划在努克重开领事馆——这是1953年以来的首次——表明美国正在以更“常规”的方式加强在格陵兰的存在。

2019年的“购岛闹剧”,为2025-2026年的“安全控制”铺设了心理和政治的轨道。当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再次提出“我们需要格陵兰”时,格陵兰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荒谬的想法”,而是一个已经被公开讨论、被各方认知、被纳入战略计算的议题。2019年的拒绝,并没有关闭格陵兰问题的大门。它只是将这个问题从“购买”的框架转移到了“控制”的框架。而“控制”——正如2026年安全协议所证明的——可以在不触碰主权形式的情况下实现。特朗普在2019年学到的一课或许是:当你不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它。

三、沉寂与蓄势:2020至2024年的格陵兰议题

2019年的“购岛风波”以特朗普取消对丹麦的国事访问告终。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以失败收场的外交闹剧:丹麦说“不”,格陵兰说“不”,特朗普的“大型房地产交易”构想碰了一鼻子灰。此后的四年,格陵兰似乎从国际政治的头条中消失了。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政权更迭,拜登入主白宫,北极议程在华盛顿的优先级列表上似乎被暂时搁置。2020年至2024年,特朗普本人也不再公开谈论格陵兰。

然而,沉寂的表面之下,三条暗流始终在涌动。格陵兰自身的政治生态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独立议题从边缘走向中心,资源开发的辩论撕裂了社会共识,对丹麦依赖关系的重新审视催生了新的政治动能。美国的北极战略并没有因为白宫易主而偏离轨道:特朗普第一任期铺设的制度轨道——重开努克领事馆、任命北极事务协调员、强化大国竞争叙事——在拜登时期以更低调、更制度化的方式延续。而格陵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非但没有因为特朗普的“退场”而减弱,反而因全球对稀土资源的争夺、北极航道开通前景的日益明朗,以及欧盟对战略自主的追求,被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的关键特征,是“蛰伏”与“蓄势”的并存。特朗普的购岛执念转入地下,但格陵兰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结构性张力——主权与自决、依赖与独立、资源与环保、小国与大国——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在多重力量的挤压下变得更加尖锐。当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再次将格陵兰推向风口浪尖时,他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与2019年截然不同的格陵兰:一个独立议题已经“破壳”的格陵兰,一个资源辩论已经撕裂社会共识的格陵兰,一个在大国博弈中已经学会利用自身“被争夺”地位来争取利益的格陵兰。2020至2024年的“沉寂”,实质上是格陵兰问题从“特朗普的个人执念”向“多行为体结构性博弈”转化的关键过渡期。

(一)新冠疫情与北极议程的暂时退潮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彻底打乱了国际政治的节奏。格陵兰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人口稀少,但并未能完全置身事外。格陵兰的医疗基础设施极为有限,一旦疫情大规模暴发,后果不堪设想。自治政府迅速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暂停了国际航班,并限制人员流动。这些措施在公共卫生层面是必要的,但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物理隔绝加剧了格陵兰的“孤立感”。格陵兰本就高度依赖与丹麦、冰岛和加拿大的航空联系。边境关闭意味着格陵兰与外界的物理连接被切断,国际访问、商业谈判和文化交流几乎全部暂停。对于一个正在寻求提升国际存在感的自治领地而言,这种隔绝是一种战略上的挫折。格陵兰在国际舞台上刚刚开始积累的“能见度”——部分归功于特朗普购岛风波带来的意外关注——在疫情中迅速消散。

北极议程的退潮同样显著。2020年至2021年,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转向线上,原定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圈论坛被迫延期或改为虚拟形式。各国在北极问题上的外交注意力被疫情、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危机所分散。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大选和疫情应对中,格陵兰问题自然被边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迅速回归了多边主义和气候议程,但北极问题在初期并未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然而,退潮不等于消失。疫情期间,格陵兰的自治政府利用“孤立期”加速推进了内部制度建设。2020年至2021年,格陵兰的外交部门得到了扩充,自治政府在努克设立了更多直接对外联系的渠道。2021年,格陵兰发布了首份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战略文件,这标志着格陵兰开始在丹麦保留的外交权限框架内,寻求更大的自主表达空间。疫情造成的“物理隔绝”,反而为格陵兰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规划自身定位的窗口期。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并未因疫情而暂停。格陵兰冰盖的融化持续加速,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几个融化季节。冰盖融化对全球海平面的影响日益紧迫,格陵兰在国际气候讨论中的“象征性地位”因此进一步提升。格陵兰不再仅仅是“购买”的对象,它开始被视为气候危机的“前线”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的转变为格陵兰在后续的国际博弈中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

(二)格陵兰自身政治生态的变化

1.独立议题的升温与资源开发的辩论

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的政治生态经历了自1979年地方自治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独立议题从政治精英的远期愿景,变成了选民的日常关切。这一转变的核心催化剂,是资源开发辩论所引发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1)2021年选举:环保主义对资源开发主义的胜利

2021年4月6日,格陵兰举行议会选举。这场选举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库安内尔苏特稀土铀矿项目是否应该推进。位于格陵兰南部纳萨克附近的库安内尔苏特矿床,被评估为全球最大的未开发稀土和铀矿藏之一。支持者将其视为格陵兰实现经济独立、摆脱丹麦年度拨款依赖的“金钥匙”。反对者则警告,铀矿开采将带来放射性污染风险,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构成威胁。

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左翼环保主义政党因纽特人共同体以36.6%的得票率获胜,较上次选举增加了11个百分点,赢得31个席位中的12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因纽特人共同体的核心竞选承诺就是叫停库安内尔苏特项目。在项目所在地纳萨克,因纽特人共同体获得了67.7%的选票,当地居民用选票表达了对矿山开发的明确反对。社会民主党前进党失去了自1979年以来几乎不间断的主导地位,得票率降至29.4%。

因纽特人共同体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政党轮替。它标志着格陵兰政治中“经济发展优先”范式向“环境可持续优先”范式的转变。因纽特人共同体领导人穆特·埃格德在胜选后表示:“选民的信号非常明确:他们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因纽特人共同体承诺签署《巴黎协定》(格陵兰当时尚未签署),并暂停库安内尔苏特项目。

(2)独立议题的“务实化转向”

然而,因纽特人共同体的胜利并未终结独立议题,而是将其推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因纽特人共同体和其执政伙伴纳莱拉克党都支持格陵兰独立,但两党在时间表和路径上存在根本分歧。纳莱拉克党主张“快速通道”,希望在几个选举周期内启动独立进程。因纽特人共同体则持更为审慎的立场,强调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前提。

这一分歧的核心,是库安内尔苏特项目被叫停后格陵兰面临的经济困境。丹麦每年向格陵兰提供约5.2亿至5.65亿欧元的拨款,占格陵兰GDP的约16%至20%。没有库安内尔苏特这样的旗舰级矿业项目,格陵兰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因纽特人共同体的环保立场在选举中赢得了选民支持,但也使格陵兰的独立路线图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没有资源开发,就没有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

法国国防部的分析报告指出,格陵兰的独立叙事“在政治上围绕矿产开发潜力构建”,但近年来因美国对格陵兰的领土野心而“陷入紧张”。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议会中除阿塔苏特党外所有政党都支持独立理念,但“在时间表和方式上各有不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埃格德在2024年2月表示,格陵兰的目标是独立,几个月后他宣称已经“开始为格陵兰作为独立国家奠定基础”,并暗示独立公投可能在2025年与选举同时举行。但到2025年1月,埃格德又拒绝了立即宣布独立的构想,强调需要在丹麦与格陵兰政府之间的合作中进行改革。

这种“进一步、退半步”的节奏,反映了格陵兰独立运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独立是大多数格陵兰人的长期目标,但“何时”以及“如何”实现独立,始终是分裂政治的核心问题。格陵兰大学政治学家玛丽亚·阿克隆指出:“特朗普确实再次点燃了独立议题。这对格陵兰人来说并不新鲜……但这给了格陵兰决策者和政治家动力,去实际推进那些近期一直无法实现的目标”。

(3)殖民创伤的重新激活

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独立运动获得了新的情感动力:对丹麦殖民历史中“不当行为”的揭露。2023年,丹麦当局在1960年代实施的非自愿节育运动被进一步曝光——丹麦医生在未获得格陵兰因纽特女性充分同意的情况下,为她们植入宫内节育器,以控制格陵兰的人口增长。这一丑闻在格陵兰社会引发了深刻的愤怒和创伤。埃格德在2025年的新年演讲中明确引用了这一历史:“历史和当前状况表明,我们与丹麦王国的合作未能创造完全平等。现在是我们国家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必须努力消除合作的障碍——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殖民主义的枷锁”。

“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一表述,标志着格陵兰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独立不再仅仅是一个宪法程序问题,而被赋予了道德和情感的正当性。丹麦不再仅仅是“合作伙伴”,而被重新定义为“前殖民统治者”。这一话语转变对丹麦的格陵兰政策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一个“殖民主义枷锁”的叙事框架下,丹麦的任何“保留”立场都容易被解读为对格陵兰自决权的压制。

(4)国际行为体的“拉拢”与格陵兰的“筹码化”

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的政治精英日益娴熟地利用国际行为体对格陵兰的兴趣来增强自身对哥本哈根的谈判地位。俄罗斯学术期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2024年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精准地捕捉了这一动态:格陵兰精英“成功利用殖民‘创伤’和与主要外部行为体日益扩大的接触圈,向哥本哈根施压并扩大自身影响力,尽管缺乏与法罗群岛——另一个丹麦自治领地——相媲美的重大经济成就”。该分析进一步指出,格陵兰增强自身主体性的愿望“使哥本哈根难以在两个方面利用‘格陵兰牌’:在对美关系中强化与关键盟友的特殊关系,以及作为对欧盟战略自主的贡献。丹麦领导层因此被格陵兰自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潜力所困,因为在与欧盟、北约、美国和其他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关系中广泛使用格陵兰,可能反过来导致哥本哈根承受来自格陵兰的压力,进一步推动分离和自治领地独立性的增强”。

这一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动态:格陵兰的“被争夺”地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源。当美国、欧盟、中国等行为体对格陵兰表现出兴趣时,格陵兰可以要求丹麦在宪法安排上做出让步,要求更大的外交空间,要求更实质性的“平等伙伴”地位。格陵兰外长在2023年发布了首份独立的外交政策战略文件,2024年格陵兰议会提出了首份宪法草案,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格陵兰利用外部关注来推进内部议程的战略。

2.对丹麦依赖关系的重新审视

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对丹麦依赖关系的重新审视,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三个层面同时展开。

(1)经济层面的“依赖困境”

丹麦年度拨款是格陵兰经济运行的基石。这笔约5.2亿至5.65亿欧元的资金占格陵兰GDP的16%至20%,支撑着格陵兰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格陵兰的经济结构高度单一,渔业占出口的90%。这种经济结构使格陵兰在面对丹麦时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如果丹麦减少或停止拨款,格陵兰的经济将立即陷入危机。

然而,正是这种“依赖困境”催生了格陵兰对经济独立的强烈渴望。2009年《自治法》规定,当格陵兰的矿产资源收入超过一定门槛时,丹麦拨款将相应减少。这一安排在理论上是“过渡性”的:格陵兰通过资源开发逐步实现经济自给,最终摆脱对丹麦拨款的依赖。但库安内尔苏特项目的叫停使这一“过渡”在可预见的未来变得不可行。格陵兰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一个没有资源开发的经济独立路线图(这几乎意味着无限期依赖丹麦),要么在环保标准上做出妥协以吸引其他矿业投资。

(2)政治层面的“平等诉求”

格陵兰对丹麦依赖关系的重新审视,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对“平等伙伴关系”的持续要求。格陵兰政界日益不满于“自治领地”的宪法定位,认为这一地位在实质上仍然是不平等的。格陵兰在丹麦议会中只有两个席位,在外交和防务事务上没有决策权,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国际谈判中只能通过丹麦代表团“被代表”。

2024年,格陵兰暂停了在北欧理事会中的参与,理由是丹麦代表格陵兰的方式未能充分尊重格陵兰的自主性。这一行动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格陵兰不再愿意接受“被代表”的地位。格陵兰议会中除阿塔苏特党外的所有政党都支持独立理念,尽管在时间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这种跨党派的共识,构成了格陵兰对丹麦关系重新审视的政治基础。

(3)心理层面的“去殖民化”

最深层的重新审视发生在心理层面。2020年至2024年间,格陵兰社会经历了一场“去殖民化”的集体反思。1960年代非自愿节育运动的曝光,丹麦语在格陵兰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丹麦官员在格陵兰事务中的“家长式”态度,都被重新置于“殖民主义”的批判框架下审视。

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埃格德在2025年新年演讲中的表述,集中体现了这一心理转变:“历史和当前状况表明,我们与丹麦王国的合作未能创造完全平等。现在是我们国家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必须努力消除合作的障碍——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殖民主义的枷锁,并向前迈进”。这段话的三个关键词——“完全平等”“下一步”“殖民主义的枷锁”——分别指向了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历史的重新定性。

这种心理层面的“去殖民化”对丹麦构成了独特的挑战。丹麦可以谈判拨款数额,可以调整自治权限,但无法“谈判”格陵兰人对历史的情感判断。当格陵兰将丹麦的关系定性为“殖民主义的枷锁”时,丹麦的任何“保留”立场——无论是保留外交权限,还是保留对格陵兰独立进程的宪法约束——都容易被解读为对殖民遗产的维护。这种话语框架的转变,使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从“合作伙伴”变成了“被审视的前殖民者”。

(三)美国北极战略的连续性调整

1.特朗普第一任期北极政策的遗产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在北极政策上留下了三重遗产,这些遗产在2020年至2024年间持续发挥作用,为2025年的“格陵兰攻势”铺设了轨道。

遗产一:努克领事馆的重开

2019年购岛风波后,美国国务院宣布计划在格陵兰首府努克重开领事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首次。领事馆于2020年正式开馆,成为美国在格陵兰的制度化存在。领事馆的职能远超传统的领事服务,它迅速成为美国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直接沟通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绕过了哥本哈根。这一安排为美国在格陵兰的“直接外交”提供了平台,也为2025-2026年的三方谈判奠定了制度基础。

遗产二:北极事务协调员的任命

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任命职业外交官吉姆·德哈特(Jim DeHart) 为美国北极事务协调员,填补了一个自奥巴马时期以来空缺了三年多的职位。德哈特是一位28年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挪威使馆副馆长,对北极事务有深入了解。这一任命与蓬佩奥国务卿访问丹麦、承诺加强美国在北极的参与几乎同时进行。德哈特的任命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开始将北极政策制度化、专业化,不再仅仅依赖总统的个人关注。

遗产三:大国竞争叙事的“北极化”

特朗普第一任期最重要的战略遗产,是将大国竞争叙事系统地引入北极政策。蓬佩奥在2019年北极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北极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称,美国的北极政策旨在“确保美国利益得到保障,美国国土得到保护,北极国家合作应对共同挑战”。这一表述将北极从“科学合作与环境保护”的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场域。

这三重遗产的共同指向是:美国在格陵兰的存在正在从“军事基地”向“全方位制度存在”扩展。领事馆、北极协调员和大国竞争叙事,共同构成了一个比1951年防务协定所规定的军事权利更为广泛的“存在框架”。当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时,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在格陵兰“扎根”的美国存在,而非2019年那种仅靠军事基地维系的“单点存在”。

2.拜登政府时期的低调处理与潜在延续

拜登政府(2021-2025)在格陵兰问题上采取了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修辞风格,但在战略实质上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

(1)修辞上的“去特朗普化”

拜登政府刻意与特朗普的“购岛”言论保持距离。202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北极战略》中,格陵兰仅被提及三次,且第一次提及就明确将其定义为“北约盟友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土”。文件谈论的是与盟友的“联合空中和海上巡逻”,而非“购买”或“控制”。欧盟反虚假信息机构明确驳斥了“特朗普的格陵兰计划已存在于拜登北极战略中”的说法,指出拜登政府的文件“没有谈论任何美国对格陵兰的所有权”,并“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意图”。

从表面上看,拜登政府在格陵兰问题上回归了传统的盟友合作框架。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地,丹麦是北约盟友,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通过1951年防务协定和北约框架得到保障。这一框架在拜登任内没有受到公开挑战。

(2)实质上的“制度化延续”

然而,修辞上的克制掩盖了实质上的延续。拜登政府沿用了特朗普时期设立的北极事务协调员职位,德哈特继续留任。努克领事馆在拜登任内正常运作,成为美国与格陵兰自治政府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渠道。2023年,美国与格陵兰签署了关键矿产合作备忘录,为美国企业在格陵兰的稀土投资提供了制度支持。

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核心判断:格陵兰的关键矿产对美国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2023年至2024年间,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和私营部门施压,成功阻止了格陵兰坦布里兹稀土项目的采矿权出售给中国公司。最终,该项目的开采许可被出售给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这一交易被广泛解读为美国在格陵兰资源竞争中对中国的一次战略性胜利。

(3)“金穹”的前奏

拜登政府在导弹防御领域的政策,为特朗普后来的“金穹”项目铺设了技术轨道。2024年的《北极战略》虽然没有提及格陵兰的“所有权”问题,但强调了北极地区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的重要性。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雷达升级和功能扩展在拜登任内持续推进。当特朗普在2025年将格陵兰与“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挂钩时,他所依托的,是拜登时期已经在进行中的北极军事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

(4)战略连续性的深层逻辑

拜登与特朗普在格陵兰问题上的“风格差异、实质延续”,反映的是美国战略精英层的结构性共识:无论谁入主白宫,格陵兰在美国北极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不会改变。这一共识的基础是三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第一,北极航道开通前景的日益明朗使格陵兰的航道控制价值持续上升;第二,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使格陵兰的稀土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第三,导弹防御和太空监视的技术需求使皮图菲克基地的功能不可替代。

差异在于实现路径。特朗普倾向于单边施压和交易,拜登倾向于联盟框架和制度合作。但两者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美国在格陵兰的存在需要扩大和深化。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他选择了一条“捷径”:既然拜登时期的制度轨道已经铺设完毕,他只需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以在这条轨道上“加速”。而他所面对的格陵兰,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安排的“自治领地”,而是一个独立议题已经破壳、资源辩论已经撕裂、国际筹码已经积累的政治行为体。

2020至2024年的“沉寂”,实质上是格陵兰问题从“特朗普的个人执念”向“结构性博弈”转化的关键时期。特朗普在2019年打开了格陵兰问题的“潘多拉魔盒”,而2020至2024年的四年间,盒中的力量——格陵兰的独立诉求、大国的资源竞争、北极的地缘政治化——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持续积聚。当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他的第一任期所改变的格陵兰。他的“购岛”执念,在沉寂四年后,将以一种更加系统、更加制度化、也更具压迫性的方式回归。而格陵兰,也不再是2019年那个只能通过推特声明说“不卖”的格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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